编者按：

今年，100支来自全国高校的「调研中国」大学生队伍，以敏锐而诚挚的视角，记录了温热而多面的中国。走出象牙塔，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但是走向田野之后呢，如何在应然之间剖析出实然，如何在问题之中走近人心？

以下这篇调研手记来自一个名为“这里调研”的大学生调研团队的观察、参与与行动，他们是2023·调研中国的冠军队伍。他们说：大学生不仅是大学生，也是社会人。“走出书斋，走进现实，是一次尝试、一种连接；从现实走回书斋、实验室、图书馆，带回的是更多的问题、困惑、感动与意义、行动与力量。”

调研本身就是一项成果，故事本身就是一种答案，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而更多的与真实世界的连接和已经发生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理想落地。而今后的行动，他们希望有更多人同行。

作者 | 樊文谦 刘雪涛

视力障碍人士，通常也被大众称为“盲人”。对于这一群体，大多数人的了解可能是小时候课本里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或是长大后看到的各类相关新闻报道，却很难在生活中真正地接触到这一群体——即使中国残联数据显示，我国目前视力障碍人士超过1700万，每80人中就约有1名视障人士。

因为视力障碍，他们的生活面临着哪些难以想象的阻力？他们的人生会面临哪些难题？他们是否期待被视为“普通人”，被“普通”地看见与对待？我们写下此文，是想呈现一种处境、一种理解，一种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连接。

太多家庭被社会推开

八月，我们在西安某回迁小区，穿过杂乱的楼梯间，走进一家掩映在花椒树里的“盲人推拿”店。一进门，我们就被一股说不清的老房子味儿，和语速超出一般人好几倍的机械朗读声包围。两室一厅的住宅里，摆了八张按摩床。

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了店里，趁客人还没来，与按摩师傅小张聊了起来。他是从周边县城来到西安的，有一个哥哥。7年前，他二十岁，因病致盲。

起初他接受不了，只想自己呆在屋里。他用“不想活，又不敢死”来形容那段时光，“那时好像一切都戛然而止了”。妈妈担心他做傻事，就辞职在家看着他，寸步不离。

摄于2023年8月，西安市某按摩店

后来他走出来了。在按摩店工作后，小张除了店里，很少有其他朋友。有什么事需要别人帮忙，他首先想到的是找哥哥，与之前的同学、发小也渐渐断了联系。

在这家店里，像小张这样的推拿师傅还有五名。他们有中途失明的，也有先天视力障碍的。他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娱乐，都在这不足80平的空间里。他们甚至都不愿走到楼下的小区：担心车多，担心撞到玩耍的孩子，也担心自己被指指点点。

摄于2023年8月，西安市某按摩店

在另一个角落，我们认识了未央区的悦馨阿姨。早在几年前，她就给视障的儿子阿乐开了家推拿店，她说：“我并不知道孩子以后能做什么，听说盲人推拿是条出路。”

阿姨爱哭，也爱笑。每当我们聊起有关视障者的具体生活和处境，阿姨总忍不住掉泪；而当谈起视障者的乐观与能干，她又总笑得格外真诚。

在她看来，除了出行不便，视障者与其他人并没什么不同。她说：“我既希望孩子有更多的朋友，也担心孩子们被歧视或是给其他人添麻烦。”她也告诉我们，每回她得知有视障者相关的活动时，店里都会停业支持员工参与，然而这样的机会太少。

陕西白手杖视障服务中心创始人惠娜老师告诉我们，曾有视障儿童家长表示“早就做好了准备，当有自己离去那一天，就带着孩子一起走”。她说：“那是一种被勒住脖子的窒息感，太多家庭被社会推开，又缺乏专业的支持。”

摄于2023年5月，西安市白手杖24小时盲童之家

视障教育，走不出的螺旋

推拿对于许多视障者及其家庭来说，是救赎，也成了推不开的墙。

小张说，失明后，残联组织的推拿速成班成了他唯一的出路——让他“安全”地走过了那段日子，并有了持续且稳定的收入。

但对阿乐而言，他真正的兴趣是短视频运营；虽然他从未有过选择的机会。我们得知，他已经自学了线上运营课程，但却不敢参与线下课程，更难进入相关的圈子。

盲人推拿职业的稳定和“一眼望得见头”，正在吸引更多人涌入，却也有更多视障者想逃离。传统的刻板印象正在将推拿规训为他们的唯一选择。在这种稳定的背面，是视障者越发狭窄的上升通道，以及单一化、工具化的教育处境。

摄于2023年8月，西安市某按摩店

谈及升学，视障者就被动地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普通学校缺失无障碍支持、环境不友好、身心压力大，甚至有学校拒收视障者。因此，绝大多数视障者只能进入盲校；但是盲校环境封闭、授课范围窄。

在陕西省，接收义务教育阶段视障学生的特殊教育学校不超过三所，而专业的盲校或视障学生就读的高中仍然是零。这往往意味着，无论视障学生怎么学、考多少分，都只有盲人推拿一条路。

即便是如此，进入盲校却并不是所有视障者触手可及。离家较远、接送不便，也使得许多年幼的视障学生不得不寄养在亲戚家，或等到岁数大了才入学。

视障学生面临着个体付出再多努力也难弥合的教育不公。

摄于2023年5月，西安市白手杖盲童之家

白手杖视障服务中心所托管的8名视障学生都就读于西安市盲哑学校，谈起他们的未来，惠娜老师既充满信心也十分忐忑。她说：“中心为各位孩子们制定的一生一案的成长方案，已经涵盖了学校、家庭、社会支持的方方面面。相比起绝大多数的视障孩子，他们已经被较为专业的支持托起。但诸多现实的因素，也在让他们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关上其他的窗。”她只希望，视障孩子都能自由、平等地接受教育。

目前的教育制度与刻板印象，正在塑造对视障群体的低期望、低质量下的“低成就”，视障者无法走入更多元的领域。而职业现状，又在进一步强调了所谓“教育”的目标与设计，陷入一种走不出的螺旋。

我们的队员樊文谦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他在「2023 调研中国」路演赛的现场说道：“视障教育，不仅是一个议题，也正是他如今的人生。”

文谦因为升学路径的限制，只能学习音乐专业，但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法学人。他期望以法治的视角与方法，来推动环境的改善与个体的实现。

摄于2023年11月，深圳大学，2023调研中国十强路演现场

我看不见，还能做朋友吗？

年近五旬的陈宏山原是一名出租车驾驶员，因病失明后做起了盲人推拿。他说：“以前的朋友大多都不联系了，还联系的仅有一两个发小。”他很少看好友群的消息，大家在群里约饭、聊天、甩表情包，他感到无法融入。他觉得内心有一种直觉，能感受到大家是否接纳他，是否还愿意跟他玩。

而同在西安的支音奶奶则主动退出了许多老友群。她说，在与老友的聊天中，她总感觉自己是被照顾的，大家的爱心、热情、小心翼翼与付出，给她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而在家里，她能够与老伴儿以一种分工明确的默契，感受到彼此都在被对方需要。

摄于2023年8月，西安市

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视障者长期被放在被照顾的位置，他们不禁认为自己是累赘，需要承受不断麻烦别人的压力。视障的身份像一座山，让视障者的互动关系中总充斥着苍白的善意与不平等。支音奶奶表示，视障者所期待的关系，是一种平视的、在不同特质却有相似共鸣中发展的。

沈斌是一家推拿店的老板，也是一位视障者。每天他都会独立出门买菜、洗菜、做饭，承担店里六位员工的一日三餐。我们跟随他去了趟菜场，也观摩学习了做饭的过程。

摄于2023年8月，西安市

在菜场里，熟悉的摊主主动帮他挑选新鲜的菜，还会送他两根青辣椒；肉铺的大哥会帮他把肉切丝；水果店的老板会用多少斤的描述方式向他介绍不同大小的西瓜，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和“那个”。这些细碎的瞬间、人与人之间温暖连接，构成了他生活的“日常”。

另一位视障者谷粒奶奶说，在她独自拉扯孩子长大的日子里，她能独立完成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孩子也很爱带同学来家玩。搞不定的事，老邻居们也很给力。现在老邻居们都搬走了，菜市场也关了，于是美团买菜这样的新产品，对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技术无障碍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凭借屏幕阅读器（一种读出屏幕上信息的软件），视障者可以完成日常生活里的大部分操作。但是，边缘群体的接纳、专业的研究与多元的观念倡导，也至关重要。

谷粒奶奶发现，女儿上班后就很少带闺蜜、同事来家里了。进入亲密关系后，女儿也很久都不敢告诉伴侣家里的情况。谷粒奶奶说，就感觉自己是“女儿多余的麻烦”。

惠娜老师在长期的助盲工作中，认知发生了很大转变。比起一开始的慈善心态和认为“有很多事视障者做不了”，她现在更多看到的是他们能做很多事，只是“有的擅长，有的不擅长”；她也在思考如何通过无障碍的方式让视障者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工作。

“他们”，也是“我们”

在一场电话访谈中，受访者一次次打断我们的发问，他说：“不要总带着‘你们视障者觉得如何、你们需要如何’这样的叙事。”我们渐渐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你们”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我们的问题；障碍是一个可变的状态，而不是一个不变的身份。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时刻面临障碍。如果我们更加关注残障所导致的“障碍”，而非“残损”的话，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并不一定“残损”才有“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