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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键期假说自上世纪中提出以来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国内外学者从神经、心理、认知等不同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然而从未达成一致见解。本文通过介绍关键期假说的起源，发展及其理论应用，从语音、句法和语义三方面论述支持者的研究成果，从关键期所需的四个基本条件和多重关键期及敏感期两方面分别论述直接和间接反对者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二语习得；关键期；语义；认知
自20世纪60年代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提出以来，许多学者都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假设和研究，然而争议也从未停止过。国内外的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的研究领域，运用不同的手段，提出了相应的解释，对语言学、心理学、神经语言学、认知科学及外语教学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旨在对关键期假说的相关理论及最新发展加以梳理分析，以期对我国的外语教学起到促进作用。
1. 关键期的生物起源
关键期这一概念来源于生物学，它是指个体发展过程中受环境影响最大的时期。在关键期内，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个体行为的习得轻松迅速。动物习性学家Lorenz（1937）发现刚出生20小时以内的小鹅有明显的认母行为。当小鹅出生后第一次见到的生物体是Lorenz时，便跟随他走，并把他认为“母亲”。但是，如果在出生后的20小时内不让小鹅接触到活动着的生物体，过了一、二天后，无论是鹅妈妈还是Lorenz，再努力与小鹅接触，它都不会跟随，小鹅的认母行为就消失了。Lorenz把这种无需强化的、在一定时期容易形成的反应叫做“印刻”（imprinting）现象，“印刻”这种特殊生理状态发生期叫做“发展关键期”。
Gould和Marler（1987）对白冠雀进行研究表明,在成年雄雀的叫声中含有特定的音符,雄雏雀只有在出生后的40～50天内听到成年雄雀的叫声后才会鸣叫。若错过这段时间，即使以后听到成年雄雀的叫声，也不会鸣叫。雄雏雀出生后的40～50天内是其鸣叫行为发展的关键期。小老鼠的“印刻”关键期是出生后的7～10天内，如果小老鼠在对母老鼠的印刻形成之前就被人类饲养，它就会十分顺从于人类。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发现关键期问题比原先想象的复杂得多。一些研究表明，在关键期后，如果将适宜的刺激呈现足够长的时间，也能产生印刻现象。因此，学术界对此认为，对某些物种来说，可能有一个特殊的关键期，但特定的文化可以改变关键期的后果（王振宇, 2000）。
2. 关键期假说的产生及其理论背景
关键期假说的先驱者是神经学家Penfield和Roberts，他们于1959年提出了“最佳年龄”（the Optimum Age）的概念，并将其引入语言习得中。他们认为，语言习得的最佳年龄是在十岁前，在此期间，大脑保持着可塑性，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种可塑性开始逐渐消失，这是由大脑左半球语言功能侧化导致的（Penfield & Roberts, 1959）。这一假说由心理语言学家Lenneberg发展并于1967年提出了关键期假说（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的概念，该假说认为，语言习得中存在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语言能够自然地、毫不费力的习得、掌握，但超过一定年龄后，大脑就不再具有这种处理语言输入的能力（Ellis , 1999: 295-296）。语言学家Chomsky在揭示为何儿童能在短短数年内学会如此复杂的语言时表明，因为儿童大脑中存在一个语言习得机制，也称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它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能够帮助儿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语言能力。在语言生物性这一点上，Chomsky的语言习得机制和Lenneberg的语言习得关键期观点是一致的。
历史上世界各地不断有“狼孩”、“野孩”的发现也是支持第一语言习得关键期存在的例证。美国女孩Genie被父母隔离了13年后才被发现。随后语言学家们采取各种方法帮助她学习语言，经过5年的强化教育和治疗，她还是未能达到同龄儿童的母语水平（Curtiss, 1977）。1980年，法国南部阿韦龙森林中聋哑“阿韦龙野孩”的发现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杨汉麟，1994：55）。
关键期假说主要是针对第一语言习得提出的，然而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也引起了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和学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语言学家们于是将关键期假说逐步引入到二语习得领域中，但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1. 关键期假说的世纪之争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二语习得领域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围绕儿童学习外语是否比成人更具优势。持反对观点的人根据实证数据得出结论表明，成人与儿童在二语习得初期各有所长。到70年代末，这场争论达到了高潮，因为在这期间出现了一项重大突破：Krashen在1979年首次对“初始速度”和“最终水平”进行了区分。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争论从在二语习得方面小孩是否比成年人具有优势转变到了对这些优势背后原因的探讨。支持和反对关键期假说者各执一词，这期间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却似乎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1）在年龄和接触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成人学习初期在词法和句法方面比儿童有一定的优势。（2）童年时期开始在自然环境下学习外语的学习者掌握的语言水平比那些成年后才开始学习外语的学习者要高。
到了20世纪末，这场争论达到了另一个顶峰。1996年，由Birdsong主持在芬兰召开的“二语习得关键期研究的新视角”的学术研讨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会议由他编辑成书反映了关键期假说研究的最新成果。
然而，对关键期是否存在学者们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仍然分为支持派和反对派两大阵营。
2. 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支持派
支持派认为儿童学习第二语言比成人具有年龄优势，随着生物体的成熟，机体语言学习的能力会逐渐消退，甚至消失，因此成年学习者很少能达到本族语者般的水平。本文主要从语音习得、句法习得和语义习得三方面来论述支持派的观点。
在语音习得方面，Asher和Garcia（1969）对移民美国的古巴人的发音进行了调查，发现6岁以前到达者，其发音与本族人接近的达71%，而13岁以后移民者，发音相近率只占17%。Seliger等人（1975）对300名移居美国和以色列多年的移民研究发现，10岁前到达目的语国家的移民85%不带本族语口音，16岁后到达的移民92%带本族语口音。Oyama（1976）调查了60多名6岁至20岁间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他们已在美国居住了5到18年。研究结果发现只有12岁前的移民口音更接近美国人。Collier（1987）总结前人的研究得出，青春期过后学习第二语言者一般都带外来口音。Patkowski（1990）对1980年的实验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对15岁前后被试的口音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15岁前到达的儿童口音大多数接近母语直至不带母语腔调，而成人学习者则很少有接近母语的水平。Thompson（1991）测试了36名移居美国的年龄在4～42岁的俄罗斯人的英语口音，发现10岁前到达美国与10岁后到达者相比，前者的口音更接近英语母语者的标准语音，到达年龄是预测英语发音等级的最重要因素。Patkowsky（1994）认为，15岁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的移民者口语中基本上都没有明显的外来口音,超过15岁就过了关键期,口语中出现外来口音。陆效用（2004）对所担任的复旦大学两个研究生班的公共英语进行分析比较发现，凡口语好综合成绩优秀的学生，基本都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学英语的，而从初一才开始学英语的学生，绝大多数人的英语水平都是中等或中等以下，优秀生比例很小。
在句法习得方面，Johnson和Newport（1989）采用非连续性和相关检验两种方法，对年龄介于3～39岁的移民美国的朝鲜母语者进行测试，结果显示青春期（17岁）前句法和理性判断的成绩与到达年龄相关显著，在青春期后成绩低且不稳定，与到达年龄无关。Johnson（1992）又采用笔头方式实验，发现7岁之前移民的受试者，其英语水平与本地人无显著差异；其他各组的成绩都显著低于母语组，但在青春期获得第二语言的被试成绩显著高于青春期后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被试成绩。Weber-Fox和Neville（1999）用一种行为主义和电生理学相结合的方法来检验年龄是否起限制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等问题。他们要求学习第二语言（英语）年龄不同的汉语被试判断包含句法和语义违反的英语句子是否符合语法，目的是探查他们在加工不同类型的句子违反时大脑的ERP活动是否有差异。结果发现对于句法违反，11岁前接触英语的被试加工句法违反时和母语组处于相同的位置。11岁后开始接触英语的被试产生的左半球特异化减少，右半球卷入增加。Wartenburger等（2003）使用fMRI探查了二语获得年龄和熟练程度对双语被试进行语法和语义判断的大脑皮质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得年龄在6岁之前者加工L1和L2语法时大脑活动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学习年龄在12岁后者在加工L2语法比加工L1时激活了更广泛的脑区。
在语义习得方面，包括对文段语义的处理和听力理解的处理。Oyama（1978）对年龄在14～37岁间美国移民进行试验，其居住时间为5～20年。试验表明，11岁前开始学英语的实验对象听力成绩和本族语者相似，而后来者则差些；16岁后到达美国者听力成绩明显低于本族语者。Kim等使用fMRI发现二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如果从婴儿时期就使用双语，则被试在产生L1和L2时，激活了重叠的大脑区域Broca区，而二语学习在青春期后的被试在产生L1和L2时激活了Broca的分隔的区域。Perani（1996）发现第二语言获得年龄晚而且熟练程度低的被试在加工第二语言时表现出很大的个体差异，从完全的左侧化到完全的右侧化，这意味着大脑成熟对第二语言获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Weber-Fox和Neville（1999）的行为主义和电声学相结合的试验同时也表明成年人第二语言学习能力随初始学习年龄的增长而呈直线下降，学习者初始年龄越大，语义处理能力越慢，左半脑的专门化程度减弱，右半脑参与句法加工的程度加大。
以上试验和研究结果得出，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年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肯定了关键期的存在。
3. 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反对派
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反对派可以分为直接反对派和间接反对派。直接反对派利用研究试验直接否定关键期的存在，而间接反对派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可能存在“多个关键期”和“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的假说，间接否定关键期的存在。
本文从Hakuta（1999）提出的关键期须满足的4个基本条件方面阐述直接反对者的论据。Hakuta认为，若要证明关键期的存在，起码必须满足以下4个条件：（1）应该有明确的起止时间；（2）关键期结束时的二语习得应该有明显的断层；（3）应该有证据表明关键期内的二语习得与关键期后有质的差异；（4）在关键期内，环境因素对二语习得不应有很大影响。
第一个条件：关键期起止的时间。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Penfield和Roberts（1959）认为是从出生至9岁；Lenneberg（1967）认为是2岁到青春期；Krashen（1973）认为大脑侧化到5岁就已经完成，关键期也随之结束；Molfese（1977）认为语音习得关键期至青春期结束；Diller（1981）认为语音习得关键期为6～8岁；Johnson和Newport（1991）认为至15岁；Pinker（1995）认为是6岁至青春期结束; Ruben（1997）认为语音习得关键期为出生后6个月至1岁，句法习得关键期至4岁结束，语义习得关键期至15岁或16岁结束。但这些看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关键期的确切起止时间还没有一致的结论。
第二个条件：关键期结束时二语习得要有明显的断层。该条件是判断是否满足第一个条件的标准，大量研究表明关键期结束时二语学习者的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断层。Oyama（1976）发现，虽然发音水平与初次接触二语的年龄高度相关，但其关系是一种渐进的线性关系。Flege（1999）根据一系列实验报告系统描绘出初学年龄与外语口音之间的线性关系，发音水平与初次接触二语的年龄相关，他的发现与关键期假说不符。Bialystok和Hakuta（1999）研究句法习得是否存在临界期，结论表明与年龄无关。从63690位讲西班牙语和汉语的美国移民的数据和自我报告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移民年限与英语的最终水平之间呈现一种完全的线性关系。
第三个条件：应该有证据表明关键期内外二语习得应该有质的差异。根据关键期的假设，关键期过后，特定语言的习得机制被关闭，关键期后的第二语言学习使用的是不同的机制，因此两者之间应该有质的差别（Hakuta, 1999）。
Olsen和Samuels分别对一定数量的小学生、初中生和大学生的年龄与外语发音正确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成人比儿童在发音方面有优势（戴曼纯，1994）。Bongaerts（1999）对以荷兰语为母语的第二语言分别为英语和法语的学习者进行了研究，有的在正规教育机构里学习第二语言，直到18岁接触以目标语为母语者的语言输入，能够达到与本民族人类似的水平。
Snow和Hoefnagel-hohle（1978）研究了年龄差异对习得者的影响。他们采用语言试验室研究法和自然法，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均显示出年龄大的发音有初始优势，约一年后年龄小的开始超过其他被试者。
Birdsong（1992，1999），Birdsong和Molis（2001）以12岁后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晚学双语成人和目标语的母语者为被试，使用语法性判断任务探查双语成人的句法获得是否能达到母语一样的水平，结果发现5%～31%的双语成人被试成绩达到了母语一样的水平，落在母语者成绩的正负两个标准差的范围内。Birdsong（2001）调查了20个平均年龄为23岁的母语为英语的法语双语习得者的法语连音辅音的情况。结果发现，4个非母语的语素和语音正确率为100%，达到了母语水平。这些研究表明即使获得年龄晚于关键期，学习者依然可能取得成功。
第四个条件：在关键期内，习得环境对语言习得几乎没有影响。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对儿童二语习得的影响很大。Schumann提出的二语习得的文化移入模型中,社会因素与情感因素在决定二语习得进程方面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也是二语习得中最重要的变量。Harley（1984）对加拿大安大略省学生习得法语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这些学生的法语课采用的“浸入式”方法（即所有课程都用第二语言讲授），分早期、晚期、部分和完全浸入式。研究表明，在法语动词的某些方面，晚期浸入式的学生比早期的学生掌握得好，而在法语动词系统的某些主要语义特征方面，两者相差无几；在数一致表层句法规则和影响代词的SOV词序两方面，年龄大的晚期浸入式学生明显掌握得好些；在词法和句法两方面，早期部分浸入式学生如果有较长的第二语言接触，将会超过同一年龄的晚期浸入式学生。
由于语言和语言的习得是相当复杂的，并非关键期理论就能够完全解释清楚的，所以有学者提出多个关键期和敏感期的观点，间接否定了支持关键期假说的观点。
Selinger（1978）认为二语习得中可能存在多个关键期，并提出了多重关键期假说（Multiple Critical Periods Hypothesis）。他认为大脑功能的侧化不会同时发生，而是在不同时期影响语言习得的不同方面。Long和Flege等研究表明，语音、句法和语言其他方面的习得在不同年龄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而支持多重关键期的存在。
敏感期指“外部刺激对机体长期有积极作用的一个阶段（Eubank & Gregg, 1999: 72）。Oyama（1978）和Patkowski（1980）对移民的研究支持“敏感期”的观点。研究表明，如果第二语言接触得早，习得者的分析、综合和运用目的语的能力就强些；后开始的习得者不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么有效地使用第二语言，一开口便表明不如早学者地道。这种现象说明语言习得似乎存在有“敏感期”。Carroll（1980）为说明敏感期提供了神经学基础。他的试验表明，如果早期接触第二语言，无论多少都会对二语习得的成功产生重要意义。他认为早期接触第二语言似乎能激发神经功能系统，从而能促进以后的语言习得（戴曼纯，1994）。
综合以上的研究得知，至今我们仍没有足够的证据绝对地肯定或否定二语习得关键期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实验中某些变量控制、概念范围、测试环境等难以做到统一完美。语言的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个人生理因素、认知发展程度、社会和环境因素对语言的习得都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在研究中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能为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提供准确有力的证据，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直到得出科学、统一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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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发表在《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