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时”。即日起，“考古2023”系列稿件将陆续见刊，这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五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多位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3年夏商纪年范围内的考古工作成果斐然。中原大地围绕早期夏文化和夏商王朝都邑的综合研究稳步推进。中原地区外围新发现了若干同时期王朝“边地”或者王朝地方基层经略管控体系中的中心聚落，突破甚至是颠覆了既往对夏商王朝地方青铜文明的呆板认知。在更遥远的“半月形地带”之外，从西北到西南的广袤大地上，夏商纪年范围内的一系列发现也可圈可点，不但丰富了早期青铜时代多元格局的认知，更填补了当地地方性知识的空白。
二里头遗址的负责人推测“祭祀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祭祀区”、宫殿区以东的则至少各存在两个分区。如此，二里头遗址网格状街区至少已经确认10个，全遗址复原至少有12个。各街区外侧应当都有围墙间隔或其他防护设施。这些街区是同时兴建，还是有不断扩增的发展历程，既往并不清楚。结合从新发现的宫城区东侧的灰沟来看，我以为很可能靠近遗址外围的街区，是在“井字格”出现后新扩建出的。如果后续的工作能证实这一推想，则二里头布局的扩建认识甚至外围的“城”、“壕”则可能不止一重。
与二里头遗址密切相关的，是偃师古城村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壕沟。该遗址位于正对着二里头遗址的今洛河以北。2023年的工作确认了三道壕沟和一道夯土墙基。这些壕沟和夯土墙整体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北方向。最靠南的一道，略偏西北-东南向，其余两道则略偏西南-东北向，其中中间一道壕沟的南侧，有一道平行的夯土墙。北侧两道沟，东西长约1700米，在其东北拐角向南拐折约300米。壕沟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灰沟近似，填土较为纯净，陶片稀少，但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四期晚段。目前壕沟和墙基与二里头遗址的道路、建筑的方向不完全相同，如目前能看到的示意图位置准确，似乎这三道壕沟整体上在东、北方向上对二里头遗址有合围之势。它们是二里头遗址以北最外侧的壕沟和墙垣，还是一个与二里头平行的次级环壕聚落，甚或是个新的多网格街区的一部分，尚待更多材料证实。
联系八里桥与邓寨遗址的发现，结合汝州李楼、宝丰小店、邓州穰东、淅川下王岗等遗址的发现，乃至既往襄阳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令人相对清晰地看到自嵩山以南，沿外方山、伏牛山东麓南下，自汝州、宝丰至鲁山而方城，可进入南阳盆地腹地，再经南襄通道、随枣走廊进入江汉平原的交通线，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仍然通畅。襄阳谷城马铃沟2023年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陶器，当沿此路线南下。相关发现，再次证明了李维明二十余年前的推断，这条路线是二里头文化在今京广线驻马店、信阳至“义阳三关”、桐柏孔道而越大别山南下之外的另一条南下主通道。
与二里头文化同时，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有三支，一为西北方向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一为北方的下七垣文化，一为东方的岳石文化。三支考古学文化可能对应了夏人的山西盟友、商人和夷人，但也都存在年代下限、分布空间的共性问题。2023年，这三支考古学文化恰好都有可圈可点的新发现。
在二里头文化分布核心区以北的古黄河北岸太行山与王屋山一带，龙山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有一系列新的发现。
在孟州赵和镇的西小仇遗址，郑州大学考古系对其进行了系统勘探，发现该遗址存在内侧城墙和壕沟、中壕、外壕三重壕沟，其中内城壕的年代不晚于龙山时代晚期，中壕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该遗址位于老蟒河支流的王屋山余脉前缘，再向西北即可到达济源轵关陉。联系前两年济源新峡遗址刊布的资料，二里头文化向垣曲盆地的扩张又补上了空间上的一环，在这个交通线上当存在多个区域性的中心。
忻定盆地而东穿越太行山，是下七垣文化保北型的分布区。为配合雄安新区的建设，容城东牛与午方遗址继续发掘，所获保北型遗存的测年结果却已进入早商纪年范围，这对测年数据稀缺的下七垣文化研究，尤其是其年代下限的判断至关重要。
在夏时期，与下七垣文化隔黄河相对的古黄河以东，是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2023年，山东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在胶东半岛东部的高密前冢子头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该遗址核心区约4.7万平方米，大致呈方形，四周被两重环壕（局部三重）包围，环壕间有疑似“坝子”分隔，南、北、东三面有疑似通道。该聚落自大汶口文化以降、断续沿用至东周时期。壕沟始挖年代均在龙山时期，环壕体系构建成后，其内壕与中壕一直沿用至周代，且各期都有疏浚。该遗址是胶河流域首次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存，填补了该区域的空白。但较为奇怪的是，遗址内未发现珍珠门文化遗存，似乎在晚商阶段无人居住。
上述五处新发现在东下冯类型、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分布空间上给予既往研究以调整的空间，但测年带来的年代下限后移，却是未来研究必须关注的焦点问题。
如同去年所提及的那样，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心地区到临近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的共性现象提醒我们，除了不同城邑中皆有仓储设施外，环壕、街区制、小型铸铜生产活动，在不同遗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材料在缓慢积累，认识在不断沉潜，夏王朝阶段不同聚落的社会发展共性必会有清晰的面貌展现。
2023年的商代考古突出成就，可以简要概括为都邑的持续进展和地方商代青铜文明的突破。
在殷墟以外，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新发现中，涞水富位、清涧寨沟的发现尤为重要。
富位遗址2023年重启工作，新发现了11座商代竖穴土坑墓。这批墓葬的墓向皆近东-西向，排列有序，普遍随葬典型大坨头文化风格的彩绘陶器，同时也发现了大坨头文化彩绘陶与二里冈上层文化因素的陶簋、柄形器同出，与包含洹北阶段商式器物的遗迹存在相互打破的地层关系。这批墓葬葬俗复杂，二次葬、碎器葬、殉牲亦有发现。这些发现皆填补了大坨头文化内涵的空白。富位遗址还发现了一夯土建筑，被大坨头文化墓葬和早商偏晚阶段的灰坑打破。这对于了解大坨头文化年代下限，商代北方地区葬俗传统都有重要学术意义。
2023年周边地区青铜文明的考古工作中，寨沟无疑是石破天惊的，虽然出土器物有限，但其意义绝不亚于三星堆。
在传统意义的商王朝控制和直接影响范围以外的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2023年也有亮眼的发现。
在长江下游，毘山遗址经过多年工作，迎来了聚落考古的突破。遗址沿毘山山体发现一圈壕沟，其主体使用年代为后马桥文化时期。壕沟内部的麻雀田地点发现了一批集中分布的建筑遗存，且有东区为基槽式小型房址区，西区为干栏式大型建筑基址区的区分，大型建筑甚至有较明显的历时性变化。毘山大型建筑干栏式与高台式建筑相结合，是目前晚商时期中国南方地区所见同类型建筑遗存中最大的一处。毘山遗址堆积层位明确，出土陶器特征鲜明，且在碳14测年数据集中于1250-1000BC能具备分期条件，这对于当地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认知无疑是最具价值的。
在闽浙皖闽四省交界的衢州，浙江省的同仁确认了浙西地区第一座商周时期的古城址。作为衢州地区继衢江孟姜村土墩墓群后又一项重要的考古发掘，衢江区石角山古城年代上限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中期。发掘确认，城址的核心范围包括南侧的1号台地（也可称为城）及北侧的“小城”，面积约7万平方米，很可能有两道环壕，极可能存在外围的“大城”。城址以外的衢江沿线有较多土墩墓群，石角山城址的发现，或许能为这些墓葬找到归属。
首先，年代仍然是任何新发现学术意义的积淀。年代在夏商考古的表现，或许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方面，既往匮乏测年结果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在近年来尤其是2023年补足了不少新数据，这对于中国青铜文化格局的相互关系判定，无疑有太多需要调整的研究空间。类似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大坨头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等夏商时期关键青铜文化的年代框架，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重新构建。另一方面，在同一遗址中的不同遗迹，如果不在相对最小的尺度下进行共时性研究，对遗址的功能区判定和布局研究，都将只能是空谈。后一个维度，尤需要学者警醒。
其次，对遗存面貌的辨识和判定，是基于比较和沉淀的。任何概念先行的假设如果不经过遗存的实践检验，出错的概率会增大。以赛亚·柏林说“所有原创性理论的作者都倾向于夸张”，但对于物质文化遗存的规律性总结和理论化凝练，却由不得夸张。甚至于，过分的强调，都会影响田野操作时的判断。任何先入为主或者模型优先的考量，在新发现面前只会是过眼繁华。回到材料本身，重视迹象本身，分析遗物本身，对不同遗址间近似现象的宏观历时性梳理与共时性比较，对于理论的凝练，或许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