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卢德平、姚晓霞：中国城市政治语言景观的符号学构成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符号学理论、城市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

提    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在结构上主要分为原型和衍生两种类型，后者对前者实施了元语言的解释，即从祈使性功能入手，实现以语用效果为指向的扩展性注解。形成了从自然语言到意识形态，再回归自然语言的符号过程，揭示了政治符号运行的国情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城市社区，产生了互文性“意义移位”实践。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而形成符号“解释项”，构成了市民的综合性判断，增加了信息。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符号过程；层级空间；互文；政治语言相对论

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城区符号生态体系研究”（20ZDA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城乡皆有呈现。但是，和乡村公共空间相对单一不同，城市的公共空间因城市复杂的社会活动而表现出多样性（如一条街道被切分为复杂的功能空间）、嵌套性（如一座建筑一定的空间中嵌套着多种功能子空间）等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饱和式覆盖，在和城市空间的关系上，不同于一般语言景观的“划界”功能[1]，而是衔接了多种多样的空间，消弭了城市各种微小单元在多样性和嵌套性中保持的区隔，形成了城市空间的想象性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提供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底色，为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嵌套性提供了统一的准绳。

城市公共空间不仅存在上述多样性、嵌套性等结构特征，而且由于对空间的利用本身存在市场价格、社会声望、利用者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在市中心和城乡结合部，在大型商场和零售小店铺，在高档写字楼和老旧小区等空间单元之间，存在着层级化特点。

北京五道口购物中心店门上端矗立的“WDK购物中心”钢质铸字（参见图1），和学清路稻香村点心店大门上焊接的“北京市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学清路分店”铝质铭牌（参见图2），通过对物质载体在价格、尺寸、材质等方面的差别，以及店名字体的大小、色彩等模态的不同，“索引”出了商店空间的层级差异。在空间层级上，前者属于较高层级，后者属于较低层级。但是，“五道口购物中心”入口处的大型玻璃墙（参见图1）、学清路分店“稻香村”点心店的普通店门（参见图2），都张贴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商业类语言景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在空间上的并置，说明了语言景观之于空间的层级化，呈现出辩证的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在现实和未来两个时间维度上对这两家商业店铺的层级化空间发挥着独特的“拉平”作用。从语言景观之于空间的关系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层级化空间对商业语言景观的挤压作用。

布隆玛特（Blommaert J.）认为，城市语言景观以大小、高度、亮度等风格手段“索引”到其间的层级化差异，空间的层级性规定了符号的呈现方式，对应于语言景观的相应风格[1]。但这个观点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语言景观不仅仅是被动“索引” 或对应城市空间的层级化区分，而且存在着拉平空间层级化的能动性。在狭窄空间办公的小企业，外面的店名却冠以“寰球”、“大中华”、“皇家”之类提升企业地位的头衔，以未知的神秘意义遮蔽或“拉平”空间的层级化现实。确实，一些市民阅读时对这种“未知的神秘意义”产生了共鸣的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通过相对统一的景观风格，以符号方式，平等化了空间的层级差异。和商业类语言景观自我拔高的“拉平”手段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以规范的统一性，统一的尺度，实施着符号性的均等化，赋予城市空间以平等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对于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规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景观淡化空间层级化差异，部分是现实的，部分又是指向未来的。说这种功能是现实的，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表现出重复性，重复是对同一性的复制。用四处相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纠正对层级差异的偏执，有助于使城市空间转化为横向的类型差别，而非层级化的区分。层级化的商业空间转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框定下的类型空间。

说是指向未来的，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淡化层级化差异，并不是要否定城市空间的市场化现实，而是要改变人们对空间的态度。对于现实存在的差异，形成态度，才能产生影响。

热衷于空间的层级化差异，或只关注实用性功能，忽略空间的差异，是两种典型的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张贴于空间，但又从观念入手，与态度形成了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对于空间层级化的“拉平”作用，落脚点在空间态度，以及空间态度所附加的社会分层意义。

语言景观特性在于书写于空间，也只有从空间的角度判断，以语言景观方式呈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获得“具体到位”的深远意义：“符号具有抽象的语言意义，但只有实际定位到场所之中，符号才具有具体到位（in place）的约束性意义。”[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进入城市公共空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在开放空间中陈列；二是在封闭空间外张贴（参见图1、图2）。开放空间包括城市道路、十字路口、公园等，封闭空间主要指各种商场、机关、学校建筑设施的内部空间。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大量城市建筑工地的防护墙板上也张贴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建筑工地属于临时封闭起来的开放空间。依托于防护墙张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从功能上看，是为了吸引过往的行人阅读，但从空间进入的程度上看，也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覆盖率，已经达到充分饱和的状态。

饱和式进入公共空间，可以周遍性地指向任何走出家门进入公共场所的市民。换言之，任何正常参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市民，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现实阅读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从根本性观念入手，通过阅读，符号性地缓和了广大市民对市场经济不平等所形成的差异性感受，形成了心理上的周遍性防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进入城市公共空间，指向了各种封闭和开放空间中可能出现的读者。阅读是解码语言的一种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书写的内容是语言，但转化为语言景观，又增加了在自然语言状态下所没有的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自然语言的表达中选择了3个层面12个社会规则的表达形式，说明这12个规则具有压倒性的价值，或者说，其他社会规则都可以由这12个维度统摄。

这12个词属于抽象的概念词，与日常语言中较常使用的其他词类（如动作类动词、指称类代词、性质类形容词、方式类副词）存在着使用分布的差异。就词义的性质而言，12个概念词表现的是社会生活多个场域的内在、隐含的规则。内在、隐含的规则，规范、调整、约束着各种场域的社会活动，但在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名之后，则上升为对政治意志的表达，寻求的是超越具体语境的规则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饱和式陈列本身就说明，蕴含于社会生活场域的规范，需要通过符号表达出来，才能转变为可以学习的意义，实现社会教育的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义构成，是汉语概念词与意识形态“神话”[1]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体现为在自然语言字面意义之上灌注了“神话”意识形态的功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关注或阅读，意味着从字面意义转向意识形态内涵，在接受和理解上实现了和一般字面意义的分离。意识形态“神话”对自然语言进行了词汇剪裁，在相应的结合点上，使“神话”内涵的表达对应特定的语言符号形式，实现意识形态的专属性定位。其符号过程表现为：从自然语言出发，寻求与价值观表达的结合点，借助语言景观这一符号载体，实现了表达的转化。

汉语中的概念词数量众多，涉及日常社会活动规则的表达方式也数量众多。从汉语的概念词总库中选择12个词，实质是就自然语言和“神话”的结合点做出的社会适宜性选择，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符号学特征。

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单纯是符号呈现，采取语言景观方式，仅仅是完成了表达的转化。有待完成的是市民对语言景观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向日常社会实践的转化。有待转化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现和自然语言的分离之后需要回归自然语言。不是要去除叠加的意识形态内涵，而是要实现自然语言意义的增容，在词汇意义上整合进新赋予的核心价值观意义。整合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词成为不加引号的目的语，与自然语言中的其他语词结合，组成新的话语表达形式。

就自然语言而言，这12个词在形式和内容，或能指和所指[2]的关联上，存在着稳定的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进入日常语句，可以组合，可以衍生话语，形成不断的解释，通行于日常语言交流活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语言阐述并未停顿，因而其运行历程逐步从政治走向了社会，从特有的意识形态内涵，转向了与日常词汇意义的整合。随着广大市民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以日常语言进行元语言解释的时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再度回归到日常语言，并且是内容增容之后的回归。新内涵的回归，改变了日常交流的性质。

世界各国都有表达意识形态“神话”的语言方式，但语言和意识形态“神话”的结合点在哪里，则由于国情的不同而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2个词作为语言和意识形态“神话”的结合点，反映了社会制度运作上的国情特色。并非任何自然语言元素都能进入意识形态“神话”平面，符号学对这种制度性选择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视角。 

对于意识形态“神话”的表达，难以脱离自然语言。由于对意识形态的表达，自然语言转化为“神话”符号。同时也反映了日常语言符号具有指涉意识形态的能力，能够完成从“外延符号学”向“内涵符号学” 的转化。虽然12个概念词，只有内涵，没有外延 ，但价值观在向社会生活延伸时，通过生活场景，增加了外延，使得人们从抽象的概念联系到具体的对象或事件，形成日常经验。可以看出，取自自然语言的价值观词汇，在经验转化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符号的性质变换。词典在收录时，需要做义项的补充和变更，说明了符号性质变换的语言学结果。正如叶尔姆斯列夫所言，“内涵符号学并非指语言符号学，而是指，其表达平面由外延符号学的内容和表达层面联合提供” ，说明了日常自然语言在表达另一层次内涵意义时具有不可回避的基本作用。语言符号，并不单纯停留于对现象的指涉，而往往谋求表达观念或精神方面的象征意义 。作为观念或精神方面象征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表达上，与自然语言手段存在不可分离的联系，遵循着这一基本符号学规律。

在语言景观上，与自然语言同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指，从自然语言词汇中获得分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名词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和汉语的日常语词在形式上重叠，在内容上处于叠加关系，但就性质而言并不等同。也就是说，这12个词只是因为在进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才能以语言景观方式获得可以张贴、悬挂的特殊符号资格，同时拥有意识形态“神话”的能指身份。阅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并不等于阅读12个汉语词，而是在阅读一种“神话”符号。对于“神话”符号的阅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阅读前提。

从巴尔特的研究可以看出[1]，“神话”的能指只有借用自然语言才能形成，在借用过程中，自然语言表达平面和“神话”表达平面，只能通过自然语言一种形式进行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后存在着自然语言和“神话”两种性质的表达平面。同时，存在着“神话”对于自然语言的选择和“剪裁”问题，属于“剪裁过的语言资源”[2]。

这一符号学规律也蕴含着符号发送者的视角。“自上而下”传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蕴含着作为符号发送者的中央政权视角。在“自上而下”传达的同时，还有待市民接受者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解读和传播实践。解读既包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内容的阅读，也包括由此做出的评论。解读形成了符号接受者的视角，而评论则是“自下而上”的，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市民中产生的意义。通过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进入了市民的“语言资源库”[3]，丰富了原初的意义。评论仅仅是市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反应方式。情感、行动、语言等都是反应的方式，但任何一种反应都是意义，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号的“解释项”（interpretant）[4]。“解释项”这一概念，揭示了符号成立于解释，新的符号不仅是对既往符号的解释，而且表现为更加开放的符号形态这一重要规律，说明了市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反应和评价，丰富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践内涵。

信息从发出到接受，并获得内化的符号过程，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符号机制。社会生活依据于语言交流。以语言景观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是从视觉感知入手，在市民的阅读、评论、交流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谈论的话题，成为市民元语言解释的目的语言。在持续不断的解释中，语言符号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话语传播，体现了广大市民的贡献。通过话语传播，“符号解释项”在不断增长，获得了传播的活力。在此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了自然语言，并经由自然语言进入社会生活。市民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感知，转变为在语言运用中吸纳价值观含义，形成社会行动不言自明的规范，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然化。自然化就是遵循而不觉，使用而不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具有法定的代表性，往往由国家机关统一制定，层层下发，张贴到日常公共场所。即使是不同的公共空间，所张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景观在一定时期也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则性。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又是需要阅读观看的，并且是需要实践的，因此准则性之中包括了规范条件下的动力特性。其结构特征和语用功能恰恰体现了这一特点。

社会主义价值观24个汉字大多位于景观的中心位置，是景观的主体。排版方式大多和书写习惯相同，即标题在上，内容在下，从左向右展现价值观的内容。12个词，在景观中分布齐整，若有其他的标语或解释性话语，一般插入到标题和内容之间。字体、字号、色彩、图案、版式等视觉维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觉传播提供了规范性的“符号资源总库”[1]。在文字和图案构成的多模态景观中，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字处于突出位置，为视觉感知提供了优选，在空间配置，以及文字字号等设计技术上表现出“代码优选”[2]的特征。无论景观以何种造型、何种图案出现，以文字代码的优选性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在景观中的中心位置。

就目前各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景观类型而言，可以分为12个词全部出现的“原型景观”，或聚焦12个概念词中单个词的“衍生主题词景观”。由于多模态符号的引入，各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景观可以分出“基础模式”、“街景造型模式”、“漫画模式”、“民间艺术模式”、“挂画、组画模式”、“单个主题词模式”、“层面叠加模式”等多种类型。这些类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又由文字、图片、色彩等多模态要素构成，其内部表现出规范的结构、功能关系。

原型景观由按固定顺序排列的12个词构成，以完整的内容发挥着基础规范作用，而衍生形态则分别聚焦单个价值观，将12个价值观维度独立出来，辅以元语言的说明，发挥着普及的功效。当然，原型和衍生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都兼有基础规范作用和普及作用，差别在于，二者相比较，原型景观以规范作用为主导功能，而衍生景观则侧重在普及。

原型景观配套有党徽、国旗、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当代政治标志，或石狮子、华表等传统政治图案，也有天坛、长城等代表性文化标志。与此相对比，衍生景观不仅存在解释性元语言，而且区别于原型景观中国旗、华表、人民大会堂等政治性较高的图案设计，辅以年画、水墨画、漫画、吉祥图案等，在景观的图像模态上显示出多样性。这些图像模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元语言解释，其解释并非对12个词进行语义说明，而是以权威性图章风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呈现的框架。图案符号与文本符号并置，并非对整个景观进行装饰，而是对文本的风格予以框架化，向读者显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等同于日常语言，而是受到政治框架约束的一种特殊的文本。文本元语言发挥的是“功能指涉”作用，而图案则是一种“风格表达”[1]。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语言运作，分别指向表达权威和实践方向。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元语言，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重新界定，而是对其实践功能做出的说明。其意识形态内涵不可再界定，形成了一种语义的权威边界。任何元语言形式，都仅仅是对其功能的说明。就元语言的功能而言，原型景观的元语言具有很高的规范性，类似“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我学习，我践行”、“培育和践行”等，则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性元语言，指向的是语用功能。主要通过省略第二人称代词，或使用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或换位第一人称代词等语法手段，发布格式规范的祈使句，实现规范性的祈使功能。这一点和衍生景观基于理解便利而提供的相对开放的元语言解释形成鲜明对比。衍生景观的元语言解释，从字形、字义角度，援引宪法，借助成语，形成解释上的开放性，说明了价值观语言景观的动力特性。这些元语言表述在字体上比核心价值观主体内容小，显示出号召性政治风格，赋予其能动性，把规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变为可以实施言语行为的语言景观。

原型景观和衍生景观的这种结构关系，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在发挥规范性功能的基础上，预设了解读、实践的开放性。简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语义的规定上，而就语用功能而言，虽然在向实践转化过程中存在着对语义范围的要求，但就实践者的多元组成，以及社会场域的多样性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性又和开放性相结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市民生活，开展相应的实践提供了条件。

就语言景观的符号特性而言，存在着“私人符号”和“行政符号”的区分[2]。前者主要指商业店铺之类的语言景观，后者则主要包括政府张贴、发布的各类公共事务语言景观。这种分类仅仅是从语言景观的制作者或发送者立论的。实际上，所有语言景观都是和公共空间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意味着走到公共空间的景观接受者是匿名的，但也是广泛的。从信息获取角度看，“私人符号”和“行政符号”都处于信息源的位置，对于接受者来讲，并不存在区分景观类型的必要，而关键的是对各种景观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进行选择。只要和接受者自身在兴趣、利益、审美等方面发生关联，任何类型的景观都可能成为接受者阅读、接受的对象。就景观接受者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与其他类型的符号，都属于空间书写系统，其间存在着阅读的共性。以语言景观方式介入城市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市民中获得了近距离传播和解读的现实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语言景观的结构、功能设置走向了社区实践。在实践过程中，话语和行动并行。前者更多是从兴趣、利益、审美等方面出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的元语言性质的话语活动，后者则是公益活动，以及主题性报告会、体育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社区活动。这些性质不同的话语或活动，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实现了互文性汇通。

“每一种表意实践都是对各种表意系统进行移位（互文性）的场域，由此可以看出，表述的‘地点’以及指涉的‘对象’从不是单一、完全的，也不等同于自身，而总是复数的、碎片的，可以像表格一样加以编排。”[1]互文的结果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进入社区，互文到其他社区活动时，社区的环境要素、活动过程、元语言评述等都转变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符号资源，体现了跨类型、跨种类的特点。

所谓互文，不仅指同一类型、不同文本之间的汇通，而且包括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文本的中和：“文本的变换即互文：在特定文本的空间中，来自其他文本的几种话语相互交织，彼此中和。”[2]互文打通了文本间的界限，使得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文本有机会共处于同一系统之中。互文表面看是各种文本处于可对话的关系，但这些不同性质的文本之所以进入相互关联的系统，形成交互渗透的互文关系，实质在于各种文本存在共同的规则。这种共同规则，即属于符号学的“意素”[3]问题。“意素”是统摄诸种形态文本的框架。可以说，互文是多种形态的文本并置于同一空间，以多种表达方式实现意义合奏的方法，即通过有形的空间格局和无形的“意素”，使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实现内在的连贯，彰显统一性特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城市社区，以统一的“意素”，与社区其他类型的文本，产生了深度汇聚，形成了互文机会。也就是说，以价值观这一深层次共同规则，实现社区各类活动、话语之间的互文联系。公益活动、文体演出、报告会等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主题，再现了这一共同“意素”，同时提供了多样化的元语言解释，实现了社区文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本的交叉渗透。

我们在北京部分社区的调查结果说明，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这种互文规律[1]：“让他们能够从首先我们核心价值观那几个主要的24个字，肯定是让他直接能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再加上那种贴出来的形式，就是让他们进一步了解我这要是邻里之间做成什么样，然后他带给我们是什么样，生活怎么去改变，家庭之间是怎么解决好矛盾的。”（访谈1——2019年11月9日北京市菊儿胡同社区干部）“会有活动。因为就是核心主义价值观的，他就会有一种，基本上社区的一些公益活动，还有一些就是正常的社区的那种服务啊，他都离不开这个（标语），这都是跟这有关的……”（访谈2——2019年11月9日北京市菊儿胡同社区干部） “因为就是通过活动和横幅啊标语啊，其实横幅、标语只是起个辅助作用，真正说起到实际作用还是一种参与活动，因为你让人参与进来这种活动，这样的话他才会知道啊，这个横幅就这个标语，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真正他能在这个标语里得到什么。”（访谈3——2019年11月9日北京市福祥社区干部）

访谈1、2显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为主，而以社区各类活动为辅的互文向度，访谈3则显示了相反的向度——“其实横幅、标语只是起个辅助作用，真正说起到实际作用还是一种参与活动”。但是，无论哪一种向度，仅仅是互文因素的主次，并不改变其间的互文关系。互文同时是符号内容的“移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和其他社区活动文本的“移位”实践，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被“移位”到社区活动之中。同样，各种社区活动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见可感、易于落实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区文本，类型不同，或为标语文字，或为公益活动，其间互文关系得以配套，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当了统一各种文本的基础“意素”，是各种文本指向的主题。不同形式的文本，包括语言文本、活动文本等，都是一种“表意文本”。社区活动文本表达的是邻里和谐、团结互助等内容。多种形式的文本，通过共同主题而建立起互文关系，形成了更大的文本单位。就各种文本的构成而言，公益活动、运动会、讲座、标语、横幅，其表意方式相对独立，或为群体性活动，或为有声语言，或为文字，但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意素”，这些相对独立的文本，超越了模态，形成了互文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不仅仅让城市社区开始实践，发挥其互文性作用，而且景观本身，成为社区标志，显示了社区的社会主义身份。

除了深层次主导“意素”链接了各种类型的社区活动，“再符号化”[1]也是互文得以实现的重要符号学方法。“再符号化”, 是指通过新的方式或模态，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原初的符号实现跨语境互文，赋予其新的符号身份。但是，各种语境中的符号文本指意方式仍然相对独立，自成体系。

社区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的“再符号化”，虽然在表面上是不同类型的符号实现了文本的互通，但实质是基本意义的迁移。在不同类型的符号文本之间发生的意义迁移，实质是是动员更多的符号资源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式迁移”。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开展的社区活动，虽然从实施方式看，属于社区的日常活动，但通过互文实践，实现了社区资源的增容和意义的富化。“再符号化”以“再语境化”[2]为条件，就是要去除原语境的约束，通过新的社区语境，将语言景观所依托的空间转化为新语境下的符号，赋予其新的风格意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超语境传播。

在社区空间中，不同类型的文本，通过“再语境化”、“再符号化”等方式，在表意功能上相互支撑，形成了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传播经验。这样的经验以具体活动为依托，以文本互文为手段，反映了社区的组织结构和邻里关系。社区实践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不单纯是话语符号的传送，而是包括社区公益活动、讲座、运动会等多种模态文本在内的“意义移位”实践。

从社区再回到街面，不难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语言景观，转化为由文本、图案、色彩构成的多模态形式，为行人提供了快速阅读、观看的便利。其接受表现为注意、浏览、阅读、远眺等方式，形成了多视点接受的格局。在文本形式上，12个词对仗排列，以“国家”、“社会”、“公民”标明其结构层次，形成句法预设，即可以以整体引文方式进入实际话语，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进入语句，预设了从语言景观到话语实践的转化机会。为此，市民做出了自身特有的综合性判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了市民所理解的日常生活的内涵。

我们在北京的部分商场、店铺、社区、学校、马路等场所对15位市民的随机访谈结果揭示，每一位被访谈者都通过其独特的视点，做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效果的判断。这一过程，起始于对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词的记忆，运行于空间直觉，归结于观念性判断。这实质就是皮尔斯所说的符号“解释项”的发展过程。“解释项”是主体人介入符号认识，产生符号活动，并做出符号判断的必然结果。市民看到并记忆了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词，是对价值观概念词语言属性的认识，并关注到12个语词的价值观归属。这一阶段基本属于对符号属性的了解，仅仅是“解释项”形成的起始环节。由于市民不仅阅读到12个语词，而且开始关注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属，因而将12个概念词的排列与组合，视之为不同于自然语言的命题，从中析取出价值观特征，做出对国家、社会、公民维度的对应。随着反复阅读和不断感知，市民开始围绕所处的城市空间环境，以及自身的利益，形成了综合性判断。

以下一些访谈结果解释了市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感知：“会啊，我会看，在社区里，在街道上”（1Wa(F)[1]），“就是街上、马路边，要么就是横幅一拉就能看到，会看到”（2Za(F)），“红绿灯有时间停下来的时候，会看”（3Xd(F）），“平常大街上有见过，比如修路那个蓝色桅杆上有贴”（10Xa(M)），“会看到，在墙上和路边牌子上。”（14Zc(M)）。这些感知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空间中的广泛分布，以及市民对于这种饱和型分布的认识密切联系：“有,非常多,无处不在,路边栅栏上贴的那一串”（3Xd(F）），“比较多，一般都贴在矮墙之类的”（5Xb(M)），“大街上也会有，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还有那些建筑工地的围栏啊什么的，都有这些”（6Zc(F)），“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这些”（7Wb(F)），“街道两边的墙上，还有站点的那个广告牌上，地铁里的广告牌上，好多地方都有啊”（13Wa(F)）。

与从语言景观中析取价值观特征的分析性判断不同，市民形成的综合性判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加了影响性信息，阐明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前提下的多种视点。市民个体之间视点是不同的，但就具体个体而言，视点又是统一的。“解释项”呈现为市民的视点，一方面反映出个体间的理解和判断的差异，但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体相对统一的视点，又说明，市民个体在寻找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自身价值观系统的路径。这一过程再现了符号“解释项”的基本规律。

调查发现，这样的符号规律体现为，反复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符号属性，认同其客观存在，并上升为市民的关联性判断。在形成判断的同时，市民普遍反映，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识，要上升到市民的视点，不能脱离对社会主义价值观语言景观的实例性延展。市民所处的日常生活为这一认识提供了合理化依据，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设计。这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走进市民的思想，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仅仅仰仗饱和式的陈列方式，仍然存在“最后一公里”的短板。市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路径的判断，解释了“最后一公里”的落脚点，也说明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利用符号，形成判断，调整行为的基本规律。

在遵循一般符号学规律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在选择性对应、规范性、互文性等几种关系上体现出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特色。对于市民之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态度的调查，揭示了中国政治生态特色正通过广大市民的解读，产生着延伸的效果，衔接了“最后一公里”环节。这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一种“政治语言相对论”的功效。

如同“萨丕尔-沃尔夫假设”主张的，不同的语言在共同体成员的经验基础上浓缩了思维的习惯，语言要素中容纳了知识，造成不同的语言体系与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对应：“语言表达方式提供了一定行为走向的线索，在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之中，情景获得说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分析和澄清，并被配置了在世界中的位置。”[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究其12个词所反映的概念维度而言，取自中国的社会实践，为市民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性向导。在遵循一般符号规律的基础上，其12个概念词的表达方式，以及覆盖城市各种公共空间的呈现模式，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政治表达体系中特有的位置。通过市民的关注、阅读、理解、解释，形成了规律化的符号判断，中国城市的社会“情境获得说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分析和澄清。”

“政治语言相对论”揭示，中国的政治生态，不能简单类比于国际上的其他社会共同体。从语言浓缩经验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语言景观、公益活动、社区互助等多种实践形式，体现了中国政治思维的基本特征。市民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重视点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城市社会行动的导向性和规范性，具有现实的土壤，说明了关于社会符号机制的研究可以揭示不同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实质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