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流传至今的史册中对于扁鹊里籍的文字记载寥寥，但稍加梳理，就可以从字里行间的逻辑中分析出真相。

吴大夫的文章引用了大量史料和文献名词，对于没有文献背景的读者可能会阅读吃力，小编在此先对文章大意做一个通俗的梳理：

一、《史记》中记载的很清楚，扁鹊是临淄郑阳人。但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古汉字的书简书写方式，“郑阳”被误传成为“鄚”，后世部分研究者在临淄境内找不到“鄚”，才不断扩大搜寻范围，在河北任丘寻到了“鄚”这个小城，就把它定为扁鹊故乡。

二、随着著名文物陈璋圆壶、陈璋方壶的出土，其铭文中对于“郑阳”的明确记载，有力证明了“郑阳”就是齐都临淄的一处领地。“鄚”之说便不攻自破了。

三、到了西汉，扬雄在对扁鹊的描述中添加了“家在于卢”这个标签。后世部分研究者又开始据此寻找，发现长清古代曾置卢县，就把长清定为扁鹊故乡。

四、但“卢县说”忽略了两个重要元素：一是“家在于卢”文后还有一句“医多卢”的描述。既然是名医辈出的地方，必然是一处名地，这与卢县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不符；二是临淄城又名“虏城”、“卤城”，卢、虏、卤为古音通假，这是历史上常用的书写方法；另外，根据《史记》记载，春秋时期养客之风盛行，扁鹊曾为王公贵族做过长达十年养客之舍的舍长，其家庭住址当离临淄王城不远。

五、综上以及其他关于扁鹊的正史文字，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扁鹊里籍在临淄，才能合理串联所有正史中对扁鹊身世故事描述的片段。

也就是说，只有扁鹊是临淄人，史记才不会互相矛盾。

以下是期刊正文

原文如下：      扁鹊里籍何处，汉代的文献当中未记载争议。但三国之后出现纷争。今有“长清”、“任丘”诸说。本文对诸说进行辨析，提出新资料论证“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之“郡”确为衍文，认为“奠昜”传写为“郑”或与齐地文字书写特点有关，并根据《水经注》“虏城”和《史记》中“舍长”的记载，认为“郑”与“卢”实为一地，即古临淄。最终认定只有扁鹊里籍定为临淄，才能地上、地下资料相互印证，毫无矛盾的理解《韩诗外传》、《史记》、《说苑》、《法言》中关于扁鹊里籍的记载。

扁鹊里籍何处，在西汉年间记载一脉相承，本无歧义。因为后人不解扬雄原意，而致生纷纭。

扁鹊里籍现存最早文献当为《韩诗外传》。《韩诗外传》云：“入言郑医秦越人能活之。”后司马迁结合当时所见资料，认定：“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又云：“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从司马迁看来扁鹊姓秦，名越人，是齐国郑人无疑。而且当时之人对此也无异议。如当时之人有不同意见，则司马迁当如《老子韩非列传》中引用多种不同意见辨别老子一样对扁鹊进行辨别。但《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并未提出其他观点。因此可以认为司马迁当时对于扁鹊里籍并无争议。此后刘向《说苑》同样说：“入言郑医秦越人能活太子。”

后扬雄《法言》说：“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扬雄服膺司马迁，故扬雄应该遵从司马迁的观点。扬雄后200年间，文献当中也无扁鹊里籍之争议。

但三国之后，由于后人误解，出现了对扁鹊里籍的不同说法。但结合地上文献和出土文物，扁鹊里籍当可确认。原来汉代文献对扁鹊里籍记载实际上是一致无疑的。

       扁鹊里籍的不同观点及其争议

1、泰山卢人说

三国韦昭在《汉书高帝纪》注扁鹊为“泰山卢人”。今人认为是山东长清，今属济南。《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泰山卢人”把扁鹊故里从海指向了岱。《法言》：“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雠伪者必假真。”意思是说因为扁鹊是卢人，故医生多出自卢，同时也有一些医者虽然不是在卢学习医术，但也自称出自卢。故何爱华[1]先生提出疑问，如果卢为长清，那么哪些医家属长清或自称从长清而来？这点没有史料可以说明。何爱华先生还指出济南长清距海甚远，扁鹊无法称为“勃海卢人”。

2、鄚人说

后《史记集解》引晋人徐广曰：“鄭当为鄚。鄚，县名，今属河间。”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按渤海无鄭县，当作鄚县。”“鄭”与“鄚”字形相近，确易相混。《旧唐书》莫州条[2]有：“开元十三年以鄚字类鄭字，改为莫”之记载。故有文章[3]认为《史记》、《韩诗外传》、《说苑》等书将“鄚”字误刻为“鄭”字是极有可能的。鄚，后为河北省任丘市鄚州镇，现由雄安新区托管。

但汉时渤海郡无“鄭”也无“鄚”。《说文解字》：“鄚，涿郡县。”段玉裁注：“河间郡鄚、故属涿。《史记》曰：‘扁鹊者，勃海郡鄭人。’徐广云：‘鄭当为鄚’，按司马以鄚系勃海者，境相际也。扁鹊，汉以前人，不当覈以汉制耳。”段玉裁认为鄚以前属于涿郡，并不属于渤海郡，而且扁鹊是汉以前人，按照《史记》的惯例，不应当用汉制的渤海郡来表示里籍。

笔者考查文献另得其他依据。《旧唐书》云：“莫，汉县，属涿郡，至隋不改。”[2]《旧唐书》认为从汉至隋，“鄚”或“莫”从未属过渤海郡。《史记集解序》说徐广曾“研核诸本”、“具列异同”。《史记集解》所收徐广注语计2216条[4-5]，或说2250条[6]，而列诸本异同者达1026条[4]，一说1035条[5]。但本条诸本前后均一致写作“鄭”并无写作“鄚”的版本。故徐广只能在注中推测：“鄭当为鄚”。三家注中也无其他版本作“鄚”的记载，而且《韩诗外传》《说苑》均作：“鄭”。一书误刻有可能，《史记》多版本及其他两书同时误刻几无可能。故说“鄭”字误刻，应为臆断。

3、齐为人名非国名说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扁鹊条中引《史记》云：“姓秦，名少齐，越人。”[7]故郭世余[8]认为扁鹊姓秦名少齐，齐与齐国无关。由于历史的原因，《史记》确实版本众多，但晋时徐广《史记音义》曾“研核诸本”、“具列异同”，其中并无此本痕迹，其后《史记》三家注中均无此本痕迹。可知《史记》中此句当时记载一致。再看《经典释文》仓公条中《史记》云：“姓淳于，名意，临淄人，为齐太仓令，汉文帝时人。”[7]通行本作：“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文帝四年中。”二者语意相仿，但语序大异，并且文字也有不同。而且《史记》原文中不可能出现“汉文帝时人”之语。故笔者认为《经典释文》扁鹊条对《史记》的引用也非原文抄录。这里还是遵照通行本为佳。

4、鄭为郑阳（奠昜）说

古今多位学者指出“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中的“郡”字为衍文。卢南乔[9]指出北宋真宗时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八五八采《扁鹊传》有“郡”字，《太平御览》卷七二一采《扁鹊传》没有“郡”字。卢南乔先生还提到日本丹波元简指出日本流传之宋本《太平御览》也无“郡”字，丹波元简同时指出南宋张杲《医说》引用时也没有“郡”字。邵冠勇[10]认为“郡”字的衍入，始自宋代。因此，何爱华先生[1]认为“郡”字为衍文之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本文作者认为从《史记索隐》注文看也当无“郡”。《史记索隐》注文即是：“勃海无郑县”。渤海后并无“郡”字。如唐时本句有“郡”字，则注文当是“勃海郡无郑县”。

另外笔者找出唐宋间文献中还有多处无“郡”的例子。《六臣注文选》唐李善注：“《史记》曰：‘扁鹊，渤海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11]《鹖冠子》宋代陆佃注：“扁鹊，勃海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12]宋赵次公注东坡诗曰：“《史记》：‘扁鹊，渤海郑人，姓秦氏。’”[13]《蒙求集注》 宋徐子光注：“《史记》：‘扁鹊，勃海郑人，姓秦名越人。’”[14]这些文献均无“郡”字。

故关于扁鹊里籍当以“扁鹊者，勃海郑人也”或“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为正。

何爱华[1]先生对扁鹊里籍的认定具有戏剧性转变。何爱华先持任丘说，后转变为长清说，最终根据地上文献和出土文物认定扁鹊是郑阳（奠昜）人。

何爱华先生根据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之《陈璋圆壶》以及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璋方壶》之铭文“奠昜陈得[15]”，以及古玺“奠昜陈得三[16]”、齐陶文中的“陈得三奠昜[17]”，认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家在于郑”中的“鄭”即是齐国之“奠昜”。“奠”字即古之“鄭”字，“昜”即为“阳”。何爱华先生认为“郑”，当指齐国“郑阳”。孙敬明先生认为齐陶文集中出土于临淄[18]，并且带有文字的陶器产于临淄，何爱华先生利用这些陶文资料，而论证中国医学奠基者扁鹊为齐国人，可谓是信而有据[19]。（关于“奠”即“鄭”之古字，李学勤《字源》有明确的说法。清华简中郑国之“鄭”即做“奠”。孙敬明近文《陈璋壶与郑阳论及扁鹊里籍郑地》指出两周金文与陶文中“奠”，于器名则释之为“尊”，于国、地、氏族名则读作“鄭”，且多不从“邑”，而齐国陶文则缀加“土”符，此乃齐国文字特色，还指出文献与古文字资料中，地名习见简称，战国秦汉时期地名繁简互称，乃为社会之普遍现象，扁鹊自报家门云:“臣齐渤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其“郑”即“郑阳”。）但是何爱华先生没有指出“卢”到底为何处。

       扁鹊里籍汉代记载实无不同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水经注》中一条前人未注意到的文献，根据此文献可以认为“卢”即临淄，与齐国之“郑”实为一地。《韩诗外传》、《史记》、《说苑》、《法言》关于扁鹊里籍的记载一脉相承，本无二致。

1、关于郑阳的研究

“郑阳”何以在《史记》中变为“郑”，这有几种可能。一种是“郑阳”当时可能简称为“郑”；一种是传写过程中“昜”字脱落；另外还有一种笔者认为更有可能，即“奠昜”二字从篆书传写过程中，二字误为一字，即“奠昜”被看做“鄭”。篆书中“昜”字与“邑”字形接近。篆字的构件位置是可以互换的，而且齐系文字的“邑”部或在左，或在下[20]，而出土的文字的“昜”或在奠左或在奠下，所以“奠昜”后世被传写成“鄭”是极有可能的。2002年新泰出土的多片战国末期齐陶文“奠昜陈得叁某”，奠下有土字。古文字中邑旁与土旁通用，学者认为也应也释为“鄭”[21]。

那么“郑阳”在哪里呢？郑阳具体在何地，目前没有进一步资料确认。

周晓陆[15]先生认为奠昜、平陵当为一地，应在临淄东北附近。孙敬明[22]先生也推断郑阳应在临淄城北。

根据曲英杰[23]先生的相关判断，郑阳应该就在临淄附近，为田齐贵族居所。齐陶文中除“奠昜陈得”外还有“平陵陈得”。《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及反。’……一曰：桓公微服而行于民间，有鹿门稷者，行年七十而无妻。”《说苑·贵德》作：“桓公之平陵，见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故可知平陵当在临淄鹿门附近。齐陶文中的“陈”下有“土”字，此为田齐专用字[24]，也是鉴定齐器的可靠标尺[25]。“奠阳”当与“平陵”同为陈氏居所，故也当在临淄城附近。根据《民国临淄县志》[26]临淄有有郑家沟、郑王庄、郑家辛庄、郑家郭村，或为郑阳遗迹。

曲英杰[23]还指出据地质学研究，古时海岸线要较今日内缩，距今2万年前古临淄城北距海岸约10里，5000年前古临淄城北距海岸约50里。《说文解字注》引《齐都赋注》曰：“海旁曰勃”。扁鹊里籍定为临淄“郑阳”，正与“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吻合。即扁鹊是齐国海边郑阳人。郎需才[27]先生认为扁鹊自称“海边人”或有自谦之意，犹如自谦称“山野人”。《史记·苏秦列传》齐宣王对苏秦说：“寡人不敏，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余教。”也是自称在海边。这里确有自谦之意，也因为当时临淄确实就在海边。

2、 卢为虏城临淄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淄水条云：“其外郭，即献公所徙临淄城也，世谓之虏城。言齐愍王伐燕，燕王哙死，虏其民实诸郭，因以名之。”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其营丘条也有：“其外郭即献公所徙临淄城。世亦谓之虏城。齐湣王伐燕，虏其民实居郭中，因名也。”[28]《战国策·燕策》记为齐宣王伐燕，燕王哙死。[29]虽然是齐宣王伐燕还是齐湣王伐燕有不同说法，但临淄城称为虏城当无疑义。虏、卢二字古音通假。虏城可为卢城。

古籍中还有其他“卢”、“虏”通用之例。《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一·李光弼》：“乌承玼，字德润，张掖人。开元中，与族兄承恩皆为平卢先锋，沉勇而决，号辕门二龙。”[30]明张岱《夜航船·卷十·兵刑部·辕门二龙》：“唐乌承玭，开元中，与族兄承恩皆为平虏先锋，号辕门二龙。”[31]辕门二龙，一写作平卢先锋，一写作平虏先锋。虏、卢通用。

古人在记录语言里某一个词时，往往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书写，有时写成这样，有时又写成那样。如稷下又作棘下，临淄又作临菑，齐湣王又作齐愍王、齐闵王。原来临淄就是虏城，卢人就是临淄人。“医多卢”即是说当时医生多出于临淄或者多号称出于临淄。正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及临淄人淳于意均有众多从学弟子吻合，而且汉时扁鹊学派影响巨大[32]，故曰“医多卢”。（扬雄“医多卢”的说法即应是源自于《扁鹊仓公列传》）

“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卢”与“禹”同韵，故《法言》用“卢”，而不用“郑”。

3、 扁鹊当在临淄为人舍长

从“扁鹊为人舍长”看，扁鹊家在齐都临淄的可能性也远大于其他二地。

“舍长”一词《史记》中除《扁鹊仓公列传》外，还见于《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列传》中传舍、幸舍及代舍，为上、中、下三等之宾客住宿客馆之名，其管理人员为传舍长或称舍长。舍长一词，《史记索隐》引刘氏云：“守客馆之帅”，现代一般译为旅社负责人[33-36]之类。但根据文义，扁鹊“为人舍长”应该是给某王孙贵族做私人客馆的舍长。战国时期，各国之国君或王孙贵族多有养士之风，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均有很多门客，孟尝君即有“食客数千人”。只有这种地方才可能“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一般的旅社怎可能方便的出入十余年？只有类似的食客才方便的出入十余年，而舍长可以方便的“谨遇之”。而养士的国君或王孙贵族当居国都，而非他地。齐国的国都临淄当时即是大城市，即便是一般的旅社也是在大型城市的概率远高于小城市。故扁鹊当在齐国国都做某王孙贵族的舍长，作为临淄郑阳人，正适合从事此类事务。

结论

综上所述，扁鹊的里籍当定在虏城（卢城）或郑阳（奠昜），也就是今天的齐国故都——淄博临淄。只有扁鹊里籍定为临淄，才能地上、地下资料相互印证，毫无矛盾的理解《韩诗外传》、《史记》、《说苑》、《法言》中关于扁鹊里籍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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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粗体文字系新加。

       观点

一直感动于刘更生老师的呼吁：

扁鹊开创了中医学，他不只属于某一地，不只属于某一时，而是属于整个中医，属于整个人类！扁鹊，不仅值得每位中医人景仰，而且值得万人景仰，值得万世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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