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困境

当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从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看，呈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的政策与制度；另一方面是研究农村、工厂、居委会、学校等非常低层次的微观单位。然而，在这两个层次的研究中，政治学者都遭遇到了困境。

（一）政治学在微观研究中所遭遇的困境

中国政治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复兴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宏大的关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重大政治问题研究为己任，但随着80-90年代之交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形势背景有很大的转变，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队伍也出现了分化和重新组合。在难于做宏观、高层次的政治研究的情况下，有的政治学者于是把注意力向较低层次转移，进入农村政治研究领域成了一个替代的方案。而恰好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实施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村民自治选举制度引起了政治学界的重视。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即从90年代起，关注地方性知识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界重新发现中国农村对中国政治的意义。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前身是科社所）为代表，当时科社所的研究人员主动下乡进行民主实验（注：在徐勇为贺雪峰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华中师大科社所的政治学者介入中国农村研究领域的过程。），但没有得出预期结果，因为农村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农村发生的一些现象，如农村政策执行中所表现的差异性，并不是仅用政治学科的学术资源可加以解释的。为了更好地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政治学者不得不援借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资源。

而此时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已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者均以乡村社会为对象，从微观的、历时的视角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对农村社会和民间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从草根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是人类学一贯的学术关怀，围绕这一问题，人类学者在华北、山东和福建等省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王铭铭在对福建南部溪村社区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揭示了"社区文化的记忆"与"国家发明历史"的复杂权力结构关系，审视了国家力量向农村社会渗透以及民间力量的能动性，从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来认识和解释国家的形象与本质[1]。社会学研究者基于对中国社会复杂性的认识，努力通过微观层面和具体事件过程来揭示乡镇、村庄、农民三者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如通过对河北某镇定购粮收购过程的研究，揭示三者之间在同一过程中的参与互动[2]；在对大河电站集体上访事件和燕乡行政力量推广种植洋香瓜过程的研究中，他们探讨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相遇和互动的关系以及基层政府对农民的动员过程，包括使用的资源、动员的方式等[3]。在地方经济史研究领域，学者们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土地关系、农业经营、手工业生产、市场贸易、农村金融、农民负担、农村人口、家庭家族等问题上，无论从资料还是观点上都有所突破。厦门大学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们在对农村土地制度演变的研究中，发现在福建一带，地主土地占有制形式很少存在，而是以家族共有制形式出现，进而提出了"三化"（即中华伦理庶民化、基层社会自治化、乡族财产共有化）的理论[4]，这些对于追问历史上的制度对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以上研究覆盖了"农村政权建设"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两大领域，基本可以解释农村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研究既有成熟的本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为支撑，也有丰富的调查资料为基础，特别是人类学者由于长期深入的田野作业的特点，使它能够关照具体"事件过程"背后的更大的社区建构过程，提升了对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解释力，以至政治学者进入此研究领域之后，完全被这三个学科的学术积累所折服。如2004年9月在华中师大的"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上，贺雪峰认为，"在农村研究领域里，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经济史成了政治学的上家"，吴毅则坦承，"如果没有它们（指人类学、社会学、地方经济史），我们可能还会做些泛意识形态化的研究。"确实，就农村研究领域而言，政治学本体的学术原理，如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党政治、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没有派上用场，而且由于乡村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使历来擅长于"正式制度"研究的政治学科难于发挥优势，也难有施展空间。

也有些政治学研究者试图在城市社区研究中开辟领地，但由于城市社区研究不像村民自治制度有国家制度框架的保护，因而研究城市社区自治无法成为公共话语。目前在城市社区研究中，仍是人类学和社会学者的专业领域。

（二）政治学在宏观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而从宏观这一层次来治学于当代中国政治，则存在下面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这类研究大多建立在宏观理论的演绎上，然而从这一层次来检视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系却常受到材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并且容易流于静态的法理性分析和描述，结果使其研究要么存在于理想状态下，要么太具哲学性，未能展示真实的政治生活，并缺乏实证的个案分析和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为支撑。但政治学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生命力要来自对现实的有效关注。

第二，政治学界从宏观层次来研究往往借用西方政治学术话语和资源，如使用"公共选择理论"[5]或"治理与善治理论"[6]或"市民社会理论"[7]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大量的新概念在近10年被迅速引入了中国政治学界，与国际惯例接轨日渐成为学界风气。这些变化虽然对于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学理性具有意义，但必须看到，这些舶来的概念、方法不能简单应用于中国的实践，毕竟它们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西方经验特征，带有西方标准和模式，双方在诸多方面没有可比性，如"公共选择"、"治理与善治"等在西方民主制度或后现代理论思潮中产生的理论与话语，是否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研究？

第三、从宏观层次来研究容易陷入套用某些"官语"。"官语"是指来自传递、贯彻中央各项政策的行政系统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文本。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文本是在革命年代形成并逐渐定型的，具有明显的僵硬痕迹。这些文本的基本词汇为军事化风格、在内容安排上面面俱到和平衡、在结尾通常是号召性语言。如果政治学研究者大量使用这些政策性话语，就会使自己无法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多样化以及各地对政策执行的非均衡性，而囿于注经式的研究路数，或以重复某些先入为主的定论为满足。另一方面，这种非学理性的研究势必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声誉和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地位。

第四，从这一层次出发，容易造成只是对事件进行描述，而不是利用研究方法论建立分析模型或者理论框架来讨论事件的发生原因，与政治科学要求通过理论预测事件发展方向的目的不一致。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视野：以县级为中观分析单位

上述或以国家或以村庄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倾向的困境，却给笔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它使笔者下面要讨论的以县级为分析单位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县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学界中，有关这个主题的学术成果还不丰富（注：目前以县为分析单位的著作，国外学者有布里查的《束鹿：一个中国县的政府与经济》，马克·塞尔登(Selden)等人研究河北饶阳的《中国村庄，社会主义国家》，华尔德(Walder)等人研究山东邹平的《转型中的邹平》：国内学者有杨雪冬的《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贺东航的《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1月），周庆智的《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等。其中杨雪冬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不少仍停留在规范性和静态描述上，难以深刻展现县级政治的运作以及在县这个层次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至于行政学对此的研究，多属于理论归纳或综述之类。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制中，县一直是变动最小的次省级行政单位，作为基层最完备的国家组织，县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制度稳定存在的基础构件。近代以来，随着地方自治观念和制度的引入，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开始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被视为现代政治的基础。

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家放权让利改革战略的推行，复苏了县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县具有了独立的行为模式，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行动集团"角色。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深入，县级政治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原因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一是和其它更高层次的政治单位相比，它与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从某种程度上讲，县在整个政治体制中扮演着承启的角色，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透过它也可以看到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构建和成长的过程。二是由于县的主要管辖范围是农村，有利于认识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农村变迁。三是县在地方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8]。

从学理上来说，目前将政治学研究方向从中国农村政治领域向上提升，也是逻辑的必然延伸。而对于人类学和社会学者来说，把县作为分析单位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方面由于县具有相当的规模，不可能像分析乡村等微观单位那样容易全面了解，实地调查和收集文献资料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另一方面，自身学科可提供的学术资源不如在研究微观单位那样丰富。与此相比，政治学在这一层面的研究有自己的学术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汉学界也出现了由注重对国家这一层级的宏观研究逐渐转到县这一层级研究的趋向。早期汉学家如费正清等主要从宏观层次研究中国历史，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存在很多问题：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两种文本的建构，其中统治阶级（帝皇将相或官宦士绅）制造出来的史料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历史，不足以让人们了解中国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而中国各个地方都有它自己发展的可能性与活力。为此，从费正清的弟子孔飞力开始，注重到县这个层级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学术关怀上表现为向下看，到区域地方（特别是县这一个层级）去实事求是地研究，用不同地方的材料回答中国历史上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过程，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事实上，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学术本身发展的要求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结果。

三、中国县级政治研究的概念、关键词及分析角度

目前，对县级政治的讨论，大多是如何加强县级政权的"制度建设"或"机构建设"、如何提高县级权威的效率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有效地推动基层社会的发展与进步[9]。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探讨，大多是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关注的基本问题集中在机构臃肿、条块分割、人员众多，政企不分等现象上[10]。

但上述研究对于分析中国县级政治的运行过于简单化，例如，将行政效率低下归结为"大政府、小社会"，解决的方式是建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但却忽视了在市场经济构建的中前期，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成熟，需要政府的强制力量，才能够提供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条件（如对产权和契约的保障、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等）[11]。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研究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基本上属于经济学分析模式以及与发展有关的组织变迁理论，其研究的结果经常出现似是而非的倾向（注：如在解决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的矛盾问题上，从经济学分析的模式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要提高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

（一）中国县级政治研究的概念、关键词

为了概括说明中国县级政治运行的本质特征，参考杨雪冬先生的提法，笔者尝试提出研究中国县级政治的带有本土化的概念与关键词，以区别于西方政治学语境下的那些概念。

1.中国县级政治研究的概念：地方国家

地方国家(local state)是指"地方层次的国家组织，是国家在地方层次的完备体现物。它是国家在地方的代表，其行为不仅体现着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性，而且还带有鲜明的地方性。"

在县级政治的研究中，"地方国家"这一概念的引入十分重要，因为县的人口和地域规模决定了职能的完善和行为的制度化，使其有足够的条件发挥地方国家的作用。由于县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是最完整的最基层"国家"，能够具体全面地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12]。虽然"地方国家"这一概念看起来别扭，但如果把"地方国家"改为"地方政府"就无法描绘国家的全貌。在中国，政府不能完全代表国家，因为还有党和人大的存在。另一方面，国家不仅是正式制度意义上，还是权力行使意义上的。如果用"地方政府"固然容易懂，但似乎忽视了国家权力的行使。

2.中国县级政治研究的关键词

县党委、县政府与县人大这三个关键词构成了县级政治基本的架构。

(1)县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县级的领导机关。县党委会选举产生常委会和正、副书记，常委会是县的最高决策机关，其内部实行集体领导，书记分工。核心任务包括：选拔和调配干部；本县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重大决策。常委会会议有四种形式：书记碰头会、常委会议、常委扩大会议、专门性的常委会议。党委的职能部门通常有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统战部和农村工作部，其中前两者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县委的领导具有普遍的覆盖性：通过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商联等来领导群众性组织；通过在人大、政协以及各政府职能部门建立党组和党委的形式来领导这些机构的工作；通过建立党的工作小组、工作委员会等形式来协调有关部门之间的工作。

在研究县级政治中，必须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进入行政体制并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制度安排对县级政治过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因而在县级政治的运作中经常表现出党政混一的现象，如何构建合理的党政关系是一项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2)县政府

县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县政府的职能是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县政府系统由各职能部门组成。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县政府的部门设置和职能有两个变化：一是社会管理部门和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不断加强，这些强化和扩展的部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部门、经济秩序部门、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部门、公共资源管理与保护部门、安全和秩序部门、法律宣传与法律帮助部门。二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内部分工逐渐合理化和职能专门化，实际上提升了政府的地位和独立性。

目前对县政府的研究与分析，可把关注点从分析县政府的行政效率转向研究县行政组织的制度安排、行政实施形式、财政行为；探讨县政府在其行政网络中动员资源的能力、获取资源的方式；探讨县政府是如何实现国家的、社会的以及它自身的行动目标。

(3)县人大

依照法律，县人大的基本功能包括：讨论和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目前在形式上人大拥有对县行政决策的最终裁决和监督执行的权力，但事实上只体现为授予合法性。在行政机构与人大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制约、监督和平衡，人大在县级政治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不过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的人大越来越多地在人员任免上行使否决权，并主动创议，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改变现有县级政治体系的平衡结构和运作方式。

（二）研究中国县级政治的分析角度

关于中国县级政治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这两个角度来分析[13]。

1.从政治系统来分析县级政治

在县级的政治体系中，县委、县政府、县人大是该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三个系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党委承担着决策功能，政府承担的是执行功能，而人大执行的是授予合法性的功能。党委的政治领导是如何把这三个系统联系在一起的？这三个系统是如何互动的？如何表达不同的政治利益？这些都是县级政治领域可研究的空白之处。

2.从行动主体来分析县级政治

县不仅是行政的层级，还是行动的主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一方面，县要贯彻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完成任务，县又要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利益。

在县域政治活动中，体现政治主体行为的有官僚队伍、政府部门和领导个人，围绕着地位与权力竞争展开的地方政治活动，各种参与力量或利益派别凭借的资源是什么？这些地方政治活动对国家政治统一性建设的负面影响是什么？不同层级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县域内的政治现实、行政惯例、传统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行动主体的影响如何？各县行动主体执行政策的非均衡性表现如何？仍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分析。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以及更多的深入探讨，我们或许可以拓展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视野。透过以县级为中观分析单位，可以将宏观理论与微观个案调查结合起来，寻找宏观理论的现实样本；同时也可能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找到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在过去几年中，笔者一直在闽南晋江市（县级市）从事长期田野调查和收集资料，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发展史。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的非均衡性，应鼓励政治学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的一辈对所在地或其籍贯地的研究，以理解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生态。笔者十分赞同杨雪冬先生提出的"家乡化研究"构想。选择家乡的县级政治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成本较低，而且由于有过生活经历，因而对实际情况更易把握，也易于收集到丰富的文献资料，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比外国学者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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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用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A].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3] 晋军.精英逻辑与灾民逻辑——对大河电站农民长期集体上访的个案研究[D].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论文，1998.马明洁，孙立平.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A].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一集）[C].2001.

[4]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5] 陈振明.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7，(4).现代政府扩张的内在根源与治理对策——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增长论及其启示[J].特区理论与实践，1997，(7).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公共选择和政策分析学者的政府失败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8,(6)，

[6]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 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A].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8][12][13] 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9] 周庆智.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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