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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热词溯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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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支部一品牌建设活动中，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党支部根据专业特点，开展“咬文嚼字”系列活动，查找并纠正报纸、网页、宣传栏中的错别字、语言使用不当和语法错误现象，把严肃认真、求真务实的党性要求与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结合起来。本期推出的系列文章系该支部围绕社会关切、搜索时政热词活动的部分成果。

 目前，时政热词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要真正了解其内涵，唯有追根溯源，探究其前世今生，梳理其发展演变过程，这对促进大家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咬文嚼字之时政热词溯源——礼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党支部  郭雅倩

一年一度的黄金假期即将来临，意味着人们婚庆、乔迁、聚会等活动又扎堆儿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电话邀请，一张张请柬纷至沓来。本来能带给人们某种喜悦的事情，却无疑变成了一种莫名的负担。现在的人情消费让人欲罢不能，尤其是被动性消费带给人们的不是温馨和甜蜜，而是难以言状的烦恼和无奈。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促进感情交流，增进亲情和友情，亲朋好友、同事、战友、同学等相互之间适度的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但当今社会，活动请客、聚会过于频繁，请了你，你就得去，去了就得拿钱记礼。聚会也是如此，请你就得去，去就得花钱，若要推脱不去，可能就会说不给面儿，没人情，扫兴等等。当这些你应付不过来的时候，无形中就成了你的烦恼和忧虑。尤其严重的是，这种人情交往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出现了相互攀比、炫耀的不良习气。很多人开始用礼金的多少来衡量情谊的厚薄，而每个人的收入千差万别，这就形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当然不能跟一个赤贫如洗的下岗工人相比，一个生活小康的上班族当然不能跟一个求助家人的学生党相比。所以，人们大可不必为了“礼”在人情消费上打肿脸充胖子，应当量力而行。

既然谈到“礼”，那我们就看看汉字中的“礼”吧。

“礼”字原作“豊”，字形就像一个豪华的礼器里装着两串贵重的玉，意为敬神、祭神，求神赐福。

甲骨文“礼”，从珏从鼓（下半部分是鼓的初文），属于会意造字。古代行礼时，常常用鼓和玉，击鼓奉玉成礼。圣人孔子也曾感叹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反映了古代礼仪活动是以玉帛、钟鼓为代表物的。金文大同。这不得不使我们联想到现在的庆典、礼仪活动，大都是以音乐为伴，以“物”表心。

只是现在的物品更加丰富和多样化，而且各种庆典所送礼物也不尽相同。我们再看看“礼”的小篆写法，变化非常大。在原来金文字形的基础上加了一个“示”（祭桌）字旁。一是为了和“豊”字区别，一个字形同时表示两个不相同的意思，容易混用，不易辨析；二是起到“强化作用”，在旁边加一个“示”字旁，进一步加强它的本义“祭神”，“祭神”就要“敬神”，更要“礼神”。古人很重视各种祭祀活动，“祭神”就要“献物”。

所以说文将“礼”归为“示”部，是合情合理的。《说文·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豊声。”本义为敬事神灵以求福。因此，“礼”是会意兼形声字。那么，现代我们所说的“礼”是怎么由最初的本义演变而成的呢？

《仪礼·觐礼》：“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从而引申泛指：由社会风俗习惯形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论语· 为政》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同时也引申为：为表示敬意和隆重而举行的仪式。如太子即位礼、婚礼、典礼、祭礼、葬礼等等。当我们去参加重大的庆典活动时，免不了要赠送一些自己认为很贵重的物品，这就自然又引申出“表示感谢、敬意和庆贺的物品”之意。《晋书·陆纳传》：“及受礼,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很形象地解释了这一意思。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因此产生了以礼为主的许许多多的词语，献礼、贺礼、薄礼、礼金、礼单等等。说到这里，不免使我想到“礼券（用以代礼物之券）、彩礼”这样的词。“彩礼”的产生大概是如此演变过来的，当今社会的财礼似乎已经成为衡量女儿嫁的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指标。尤其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往往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开口十几万的财礼，使得一些家庭，幸福的小日子还没开始，就已经负债累累，奔走在还债的道路上……

呼吁人际交往中，少一点物质的东西，多一点精神上的慰藉。

咬文嚼字之时政热词溯源——孝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党支部 曹婷婷

在中国梦娃娃公益广告中，“勤为本，孝当先”六字总是特别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当下，都是每一位中华儿女应该奉行的准则。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情关系，也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价值，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孝”的不同形体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历经了远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据考证，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孝”字。“孝”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意思是小子搀扶着长着长长胡须的老人。《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说：“孝，善事父母者。” “孝”的基本含义是善于侍奉和赡养父母。

“孝”的字形演变

《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和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祈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孝”的观念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和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观点，“孝”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汉王朝把孝作为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这都表明了朝廷的政治追求。此外，西汉还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

宋元明清时期的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伦理属性，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中走向极端愚昧化。 

晚清民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使孝文化融入了时代的内涵。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直到现在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卧冰求鲤”“替父从军”的故事一直以来都被人们广为传颂。  

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孝文化，毫无疑问带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对待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对传统的孝文化，我们应该辨其真伪，学会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