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唯一获得数学界最高奖——“沃尔夫奖”的华人数学家（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1985年6月15日，陈省身给中国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第一”。

　　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是允许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教育不仅仅只有分数——比分数更重要的还有......》）

　　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有时，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就像养鸡场、养猪场，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分数和人格、智慧完全是两回事》（文章附后）

　　“不要考第一，不要考100分”作者｜佚名来源｜快微课

　　前两天跟一位家长聊天，一位妈妈抱怨说：“我们家孩子数学不好，最近考得很差”

　　我问：“怎么个不好法”？

　　她说：“总是考不了100分，有一次才考了92”！

　　听完我有点懵，现在这孩子学习不好的标准也变得那么高了吗？

　　在以分数论高低，以考试定前途的背景下，家长们从孩子踏入小学开始，就一直绷紧了分数的神经。

　　小学低年级，孩子考90分以下就脸上无光了，几乎等于不及格，考不到100分就被列入成绩不好的行列了？

　　今天，要送给家长一位著名数学大师说过的一句话：不要考第一、不要考100分

　　陈省身，唯一获得数学界最高奖——“沃尔夫奖”的华人数学家（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1985年6月15日，陈省身给中国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第一”。

　　

　　陈省身题词“不要考第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对陈先生的这句话理解是：“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如果大部分家长能认同这个观点，那么就完全可能避免发生应试教育下学生课业负担日趋加重的跟风现象和“剧场效应”。”

　　简而言之，孩子做学问，重点掌握精髓要义，不要为了考100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

　　朱清时院士的老家在四川彭州，他小时候，当地农民种地都不施化肥，单产四五百斤；后来实施科学种田用上化肥，单产提高到五六百斤。但是，数年之后产量就止步不前，一些地块还因施肥过度造成土壤板结，不能再种水稻了。

　　朱清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施肥要有度，学习也要有度。过度用功与过度施肥一样，成绩再难提高，或者成为“高分低能”的平庸之才。

　　1963年朱清时考入中科大时，总分数只有460多分。其中，最高分是数学，考了93分，物理79分。而现在高考的普通重点线都比朱清时的分数高，这让他很感慨。

　　他说，那时的高考，没有过度“施肥”，讲完课，只复习了一个月就高考了。那时的学生，实践能力和应变能力却很强。因为除了书本知识外，他们还积累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一门课90多分了，想增加几分需要付出很大努力，而另一门课60来分要提升到80多分则相对容易得多。

　　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拼命增加几分达到100分，换得“虚荣”，而不把宝贵的精力投入到“产出”更多的科目或兴趣领域？

　　1984年5月2日，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访问中国科技大学；在和少年班同学们座谈时说：“考试，只是考一个人的记忆力，考的是运算技巧。这并不是学习的重点，学习的重点是培养能力。”

　　李教授也劝大家：不要追求考试100分；真正的学习是培养自己在没有‘路牌’的地方也可以走路的能力，最后能走出来。这才是学习的最本质的东西。

　　

　　名校长卓立：

　　一年级要考一次100分

　　但一年级下学期就不适用了

　　卓立——北京史家小学终身名誉校长，北京市润丰学校校长，50余年一线小学教育生涯的儿童教育专家，全国十大明星校长，北京市杰出校长，北京教育功勋人物。

　　关于孩子考试这件事，上面这位著名校长和李政道的观点有所不同。

　　他认为：对于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们，提倡：要考100分！先给自己点甜头。

　　首先，一年级的核心任务，是基础知识的搭建，没有需要融会贯通的内容，获得100分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常见不少刚入一年级的班级，一次小测验下来，恨不得大半个班都是100分。

　　此外，一年级是孩子对“学习”这件事建立最初观念的时候。如果一上来，我们就先定基调：孩子，分数不重要啊，只要你努力了就行——“努力”二字是什么意思呢？孩子们一时半会是没办法理解的。

　　

　　鼓励孩子争取100分，就是在学习的最初给孩子一个有激励力的心理高位：我很棒，我完全有能力学好功课。人都是有求胜求好的心理，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就会自然而然地希望保持下去。

　　在一年级的时候，鼓励孩子争取最好的成绩，这不是唯分数论，而是一种有效、有益的激励手段，是在学习生涯最开始的时候，养好习惯、尝到甜头。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一年级的下学期渐渐开始，到二年级往后，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而且，鼓励，不是苛求。

　　“不要考100分”就是在提醒我们家长，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过多的集中在分数上，不要在过多的在细枝末节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是一种智力的浪费，会沦为考试的机器。

　　

　　为什么排名第10的孩子，

　　最有可能成才？

　　卓立校长还谈到了“十名现象”。

　　什么意思呢？就是往往在班级里第十名左右的人是最有才华的人，很多英雄人物、领袖人物上学的时候不是排第一，却是排在第十名左右。

　　这些学生在整个的求学生涯中不把读书、成绩当成是唯一的追求，但他知道自己想学什么、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所以他在班里面可能不是分数最高的学生。

　　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的分配是有限的。比如说这个人只会奥数，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奥数上了，其他的才能，比如演说才能、组织才能、交际才能、领导力等都可能受到限制。

　　那么恰恰是哪些人得到发展呢？

　　就是他的分数不会太差，但是他对其他方面也很重视，所以在第十名的人往往是综合素质比较高的，他的奥数分可能比别人差几分、英语可能比别人少背几个单词，但是其他的地方比较棒。

　　而现在的社会的发展是多元的，是多层次的、多规格的，分数高不是优秀的唯一标准。

　　这也是我在 50 多年的教育教学中，一直跟自己和老师们强调的一个“新人才观”。我们现在的年代已经不是只有“科举考试”一条出路的封建社会了。社会的多元化，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了多条成才的路，我们的人才标准当然也要随之变化。

　　“十名”左右的孩子往往是有学习能力，又能够不在学习上钻牛角尖的孩子。他们往往愿意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求知，知识面开阔、能力多样综合，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就会比较有竞争力。

　　

　　鼓励孩子考100分

　　不如鼓励孩子做这件事

　　在学校环境下，每门功课都有老师按一定标准给孩子打分，孩子最终毕竟要步入纷繁的社会，这里是没有人来为你打分的，社会的价值标准也是多元的，如何逐一打出100分？

　　与其追求100分，不如让孩子多提出一些好问题。孩子脑中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好问题，要好过掌握100分的知识。提问的过程也是独立思考孜孜以求的过程。

　　197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拉比获奖后，有人向他请教说：“你是怎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呢？”他回答说：“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全靠我妈妈。”“那么，你妈妈是怎样培养你的？”拉比回答：“我妈妈没有怎么培养我，每天回家以后就问我一句话，‘孩子，今天你在学校提问了吗？你问了一个什么样的好问题？’

　　从此以后，我就养成了提问的习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和这段童年关系很大。”

　　而事实上，我们要求孩子考100分、第一名，很多时候是因为家长自己的焦虑，把大部分的时间和体验的机会拿去训练孩子的应试，真正是在拿孩子的未来为自己的不安情绪买单。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陈省身先生和李政道先生所说的不要考100分，是站在学术大家的角度、站在科研天才的角度谈论学习与分数，绝不是孩子不好好学习的挡箭牌。

　　况且，100分，第一名，也不是你想考就能考到的！

　　（［守望新教育］文章来源快微课。本公众号转载的文章，仅作分享之用，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文章版权及插图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在版权上存在争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处理。）

　　

　　分数和人格、智慧完全是两回事

　　作者｜蒋勋

　　为什么优秀生会做出“罪恶”的事？

　　经常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些现象会使人怀疑，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我个人觉得，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

　　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是允许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因此产生这些现象，错愕吗？我一点也不觉得。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在我那一个年代就开始发生。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

　　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关心的是创作力，关心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学校教过，从联考分数最低的学校到联考分数最高的学校。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觉得这些学校之间有太大的差别。（《让孩子享有幸福童年——儿童权利宣言、儿童权利公约》）

　　如果你实际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就会知道，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相反的，他可能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从中就有很多机会碰触到人性的问题。

　　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九九八年发生震惊台湾社会的“王水事件”，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在慌张之际，就把化学方面的专长用出来，她调出了“王水”，犯下谋杀案。

　　我们可以说，她的专业知识分数非常高，但她在道德跟情感处理上是零分。

　　她是坏或是残酷吗？我不觉得，她根本没有其它选择。平常她缺乏对人性的了解，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她很茫然；她当然茫然，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些个案是我们说的“好学生”所为，他们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难考的，他们从小就埋头在升学、考试里，忽略了其它。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一旦犯罪，对于“罪”的本质，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的架构，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像这样非常奇怪的人。

　　

　　分数和人格、智慧完全是两回事

　　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很苦闷。我相信凡人处在一个生理发育、转变的时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

　　不只是身体开始变化，声音变粗，性征出现，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时刻，就在此时，也就是启蒙时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身体的苦闷，却无法解答。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发我开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我的精神向往和肉体的欲望冲突得很严重。（《不同的教育，不同的人生——我们要给学生什么样的人生？》）

　　我不知道女孩子会不会这么严重，以男孩子来说，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种来自生理上奇怪的压力。

　　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学。我在书店读文学，在文学里削减了许多欲望上的苦闷，并尝试去解答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这些难以解答的课题。

　　因为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耽误了，几次考试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学校、被家里指责成一个坏孩子。我想，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

　　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同一个时间，我的同伴一头钻进考试里。这些同学，今天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都过得不快乐。

　　他们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有些也出国留学回来了，但对于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发生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办法面对。对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去碰触，因为考试不会考。（《让孩子成为完整而幸福的人——一个国家应该鼓励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师范学校》）

　　我们评判一个学生是坏学生，因为他的分数不够，可是他对人性可能已经有很丰富的理解；我们评判一个好学生，也是用分数，却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的种种课题。

　　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知识完全不等于智慧，也完全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好学生、好孩子即使犯案，手法都是最笨的。他跑到PUB去，在电梯内抢劫，当场就被PUB里的人抓到。是悲剧吧！却令人难以同情。

　　这个社会一直在制造这样的一批“好学生”，他们本身也洋洋得意，因为一路走来是被捧得高高的“资优生”，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问题。

　　我要呼吁的是，所谓的“明星学校”从来没有给你任何保障，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

　　

　　为学校豢养“考试机器”是最大的悲剧

　　这几年发生的资优生犯罪事件，正好说明了教育应该拿出来做最好的检查。为什么在这个教育系统中，连知识分子的自负都消失了？

　　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些事是知识分子不屑做的，为什么这种 “士”的自负在校园中式微了？我觉得，这是教育本质上的最大问题。

　　当然，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开始注意到社区活动，开始注意到人文教育、艺术教育，但是我觉得还做得不够。

　　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有时，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就像养鸡场、养猪场，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教育与人的生命质量——培养幸福完整的人》）

　　你在镜子前好好凝视过自己吗？

　　我曾帮朋友代课，带大学舞蹈系先修班的大一孩子。因为要代三个星期的课，我很想认识他们，所以请他们画自画像，然后准备两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不是美术专业学生，当然自画像画得不是很好，我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看自己。

　　课后，好多学生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透过镜子好好看自己。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好好地在镜子里看过自己，他对自己是非常陌生的，而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弑亲案，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和同伴联手杀害熟睡中的双亲，后来母亲醒来，向他们求饶，他的同伴不敢下手，因为同伴常常去他家，妈妈对他们很好，最后居然还是这个孩子亲自动的手。

　　我想，他从来没有在镜子里面对自己吧！他自己的美或丑、他自己的残酷或温柔，他都不了解。所以当他做出这样的事时，可以无动于衷。人真的应该常常在镜子中面对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当我在课堂上，请学生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最后都哭了。我才发现他们内在有一个这么寂寞的自己，是他们不敢面对的。原本限定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最后我们都停不下来。（《爱孩子，请给他更多可能性》）

　　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肯讲，上台以后，只看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句话也不说。我当时也没有强迫他们讲。

　　到了第三个礼拜，我私下和这一批学生吃饭，最后他们说了，我才知道这些不说话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们的父母、老师听过这些话吗？没有。在升学体制中，没有人给他们这样的管道。

　　学校的辅导室是空设的。要真正去发现他们，用艺术的方法引导他们，把他们内心的东西引出来才有意义。因为这些说不出口的话，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会出事情的，这令我非常担忧。

　　

　　学校无能为力，要依靠家庭、扎根生活

　　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

　　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

　　只是我也要诚实地说，这么做很危险，真的要非常小心。老师一定要是人师，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关心。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而是更多依靠家庭。

　　台湾戏剧教育家俞大纲先生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家庭教育之问——什么样的儿童能够获得美好生活？》）

　　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如果你的心被物质塞满了，最后对物质也不会有感觉。就好像一个吃得很饱的人，对食物不会感兴趣。当一个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最后他会非常不快乐，这种痛苦是他的父母无法了解的。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作为“人”的自信。

　　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卖没有牛奶的冰淇淋，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但他永远不会想多开几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那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一个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乐，所以，够了。

　　这种“够了”的快乐，是我一直希望学到的，也希望给身为父母者一点思考。

　　（文章转自“绘本学堂”公众号。版权归原作者所有。部分图片来自新教育实验学校和榜样教师郭明晓等。向作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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