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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蔽精干”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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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建水的革命摇篮——建民中学
历史文化名城
建水自明清以来，就是滇南边陲重镇。历史上曾有过“文献名邦”“滇南邹鲁”的称誉。民国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兵灾匪患连年，农村经济凋敝，致使文化教育事业荒废。这就必然引起建水的仁人志士对兴办教育事业的渴望，同时，也为隐蔽于地下的中共党员，拓展了通过参与办学或任教而从事革命活动的更大空间。 一、从县立师范学校到建民中学 面对建水每况愈下的教育事业，在个旧开矿和在昆明经商的开明士绅马亦眉、黄美之、邵连义等，拟集资兴办教育。他们知道刘宝煊是兴办地方教育事业难得的人才，便通过省教育厅督导员朱伯庸请他回乡办学。刘宝煊是一位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优秀知识分子，出身于建水县一个有名的锡矿资本家家庭，在二十年代末期赴日留学，结识艾思奇、刘惠之等人，受到党的思想熏陶，加入了云南旅外学生革命组织“新滇社”。1935年毕业回国，曾在云南大学物理系任讲师，一直与党保持政治联系，接受党的引导和教育，完成党安排的任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宝煊受党的影响颇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义愤填膺。 受党组织安排，刘宝煊决然辞去云大讲师职务，回家乡办学，为抗日救亡培育人才。1938年刘宝煊就任建水县教育局长。1938年春，从延安“抗大”回来的吴玉夫到建水开展党的工作，与刘宝煊成为“语无隔阂、事必商量”的至交。7月，刘宝煊创办建水县立师范学校，并兼任校长。按计划招收了特别师范班1个班、简易师范班1个班。学生来自建水、石屏、曲溪、开远等县，其中以建水籍的学生为多。按当时教育法令的规定，师范学校不得私立，只好冠以“县立”的名义，但实际所有教育经费都是用民族资本家邵连义的钱。为了加强学生的军事训练，邵连义还先后购置了步枪10多支，并配备了弹药，交给学生使用。 1939年春，毕业于浙江大学、曾接触过福建大罢工领导人林大琪、陈贻衍的陈东，从福建疏散到云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应刘宝煊之约到建水，任建水县立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特师班导师。刘宝煊与陈东志同道合、融洽默契、同心协力地办学。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按党的嘱托，由解放区返回重庆，转入云南地区工作，在滇南、滇西各地进行社会教育和宣传团结抗日活动。曾在延安抗大学习并入党的方仲伯，也随李公朴先生一起由重庆到云南。是年6月，李公朴到建水县考察，并到师范学校演讲。刘宝煊的办学方向受到李公朴、方仲伯的赞扬和鼓励。方仲伯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准备到缅甸仰光办学办报，在华侨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因国民党政府不发给护照而滞留昆明。他通过刘宝煊留日同学郑易里的关系，结识了刘宝煊和马亦眉，便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和刘宝煊一起到滇南作社会调查，到建水参观师范学校。师范学校艰苦朴实、勤奋学习的校风，刘宝煊爽直开朗的性格、幽默风趣的谈吐、埋头工作、任劳任怨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年9月，方仲伯到建水来协助刘宝煊办学，并任教务主任，把抗大精神带到学校，贯彻于学校的教学实践中。 师范学校诞生在民族危亡、抗日烽火四起的形势下，刘宝煊和地下党员陈东、吴玉夫、方仲伯等一起，力求把这所学校创办成秘密传播进步思想，培养进步青年，隐蔽党的精干，积蓄革命力量，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学校十分重视校风的培育，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笃学力行、科学、务实、爱群、整肃、活动”的校训，由刘宝煊校长亲笔书写，挂在春风亭屋檐下。它高度概括了学校的教学思想，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巧妙地注入了延安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学校提倡用新的革命的世界观作为教育学生的根本指导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旧传统思想决裂；提倡男女平等，反对轻视、歧视妇女；提倡读活书，反对读死书、死读书；强调知行统一，学用一致，重视社会实践和教学经验；提倡艰苦朴素，身体力行。学校对教育课程作了改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把革命思想贯穿在教学内容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除一般的课程外，另外开设了三门课：一门是精神教育课，代替国民党规定的纪念周；一门是政治经济学讲话，在学生中灌输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革命人生观；一门是农村问题讲话，主要讲农村现状、封建剥削以及农业生产知识。学校通过这些全新的教育观点、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加上老师们的精心教育，为学生开辟了一块成长的新天地。 学校教师教学认真，学生学习刻苦，师生亲密无间、感情相通的良好气氛，尤其是师生艰苦朴素、勤奋学习、勤于劳动、勤于工作的作风，很快传遍城乡，得到城乡人民的高度赞誉。一些开初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地方乡绅，也纷纷转变态度，把子女送入该校学习。周边县也有许多学生前来投考。生源的扩大加大了学校的影响力，为学校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到1942年春，师范学校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教师方面，转入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及进步青年不断增加，既为学校增加了师资力量，又给学校带来了新的思想、理念、气息，使学校充满了朝气；学生方面，除特师班外，又招了两个初中班，扩大了办学规模。 为了使学校尽可能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束缚，在教学、行政管理和聘任教师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坚持把教育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刘宝煊、方仲伯等商议决定，将师范学校改成一所独立自主的私立中学，取名为“建民中学”，仍由刘宝煊任校长。“建民”的真正含义是建设民主，培养新中国的人才。学校改制更名之举，得到地方士绅的广泛支持。借助于刘宝煊的社会地位，并经过刘宝煊的积极努力，建民中学成立了校董会，马亦眉任董事长，黄美之、邵连义、梁鼎亨、张茂庭、韩显廷、吴献廷、李振泽、普家仁、喻泉斋、郭明斋、吴朝英、刘福五、邹希孟等为董事。校董大都是地方上的头面实力人物，包括了在个旧开矿和在昆明经商的大部分工商业民族资本家，也有掌握地方实权的乡镇长、县参议会议长、县商会会长。由他们出面支持学校办学，不仅解决了办学经费的困难，在政治上也有利于掩护党在学校中的革命活动，为党组织的隐蔽与革命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此，建民中学便以独特的教学活动和社会活动，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刘宝煊和隐蔽在建民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教师，以不同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做了许多有益于学校的发展建设、有益于地下党隐蔽发展、有益于抗日救亡活动开展的工作，使建民中学成为滇南地区一所颇有影响的学校，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所“抗大式”的新型中学，成为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统战工作的核心，成为滇南培养革命青年、隐蔽积蓄革命力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摇篮。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保存革命力量，党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的方针。组织上将一些暴露的或可能暴露的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先后输送到边疆各地开辟或建立工作据点。一批批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先后转移到滇南各地。建民中学日益凸显了隐蔽党员、积蓄力量，为党的革命活动提供依托的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春，原在缅甸华侨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共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支部委员杨纪庄带领一批华侨学生爬山涉水回国。这批华侨学生也由组织安排在建民中学读书，杨纪庄、杨匡民、王江波、杜坚到建民中学任教。1943年3月、5月孙仲宇、岳世华等地下党员先后转入该校任教。中共党员董易（董大成）由磨黑中学转来建民中学任教。是年秋，中共泸西县特别支部的党员魏谅、彭居桃、张连琛和弥勒虹溪师范学校的中共党员尹安本（尹守真）、方淑芹（方垠，女）转到建民中学任教。1944年夏，周天行到建民中学任教。广东兴宁人廖新伦，1938年在梅县入党，1942年5月由广东疏散到云南，1945年1月到建民中学任教。抗战期间，建民中学先后聚集了48名从各地疏散、隐蔽到建水的党员。建民中学以其一校之隅，解决了这么多地下党员的安全问题和生计问题，仅凭这一点，便不难想象为贯彻实施党“隐蔽精干”的方针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所做出的贡献之大了。 三、育人工作的开展 隐蔽在建民中学的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组织教育革命青年的工作，为党、为抗战培养了人才，储蓄了力量，做出了贡献。1939年冬，党员陈东在该校学生中组织秘密革命团体“传薪学社”，取希腊神话中把火传给人间和中国古语“师弟传薪”之意。参加“传薪学社”的成员有刘健（刘宝云）、昌宝宏（昌恩泽）、白一平（白颜政）、葛树勋（葛明）、龙敏慧等。次年春，陈东离开建水回福建，将“传薪学社”委托吴玉夫照管。“传薪学社”的活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建水播下的第一批革命种子，为建水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其成员后来都先后加入了党的组织。1941年9月，方仲伯到校以后，把他从重庆带来的一批革命书籍和李公朴先生从晋察冀边区带来的一批报刊，藏在校园西北角的“小炮楼”里，组织了一个“抗战救国读书会”。“小炮楼”成了“读书会”的秘密图书馆。是年冬，全国抗日救国会领导成员、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应方仲伯和《曙光日报》社编辑孙仲宇的邀请，到建水、石屏、个旧等地作公开演讲，介绍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延安见闻和大生产运动，其夫人张曼筠讲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师生们听了耳目一新，很受启发与鼓舞，浓烈了读书进步的气氛，也促进了学校“读书会”活动的开展。早期的“读书会”大都是秘密的，到1942年以后，除秘密的外，也有半公开或公开的，有些“读书会”还有自己的名称，如“践真社”“民间社”“求是读书会”“求实读书会”等。每个“读书会”有自己的指导教师，多数是学校里隐蔽的中共党员教师，除阅读革命理论书刊外，还组织阅读许多进步文艺书籍。许多“读书会”都订有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供同学们阅读。1943年5月，岳世华到建民中学任教以后，在部分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并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即“民青”组织。方仲伯组织的“读书会”，是各班“读书会”的领导核心，由方仲伯具体负责指导，刘健负责宣传，昌宝宏负责组织，白一平负责总务，参加这个“读书会”的还有黄源昌、孔永清、李灿等。为了使同学们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学校地下党还把通过收音机抄录下来的新华社电讯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油印成易于传阅和隐藏的小册子，在“读书会”成员中传阅。很多学生都是先参加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接受党的教育和影响，继而加入“民青”，再加入党组织或直接加入党组织的。“读书会”成为地下党组织团结教育青年，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干部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党建工作的开展 经过地下党在学校几年的艰苦工作，许多青年学生受到启发教育，激发了他们革命的热情，逐渐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志向，加入党组织的愿望日益迫切。 1941年3月，在临安中学任教的驻建水滇军靖卫二团的党员朱君毅，介绍建水师范特师班学生刘宝云（刘健）、葛树勋（郭明）入党。这是抗战期间在建水发展的首批党员，也是在建民中学学生中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1941年6月，在石屏任教的刘燮和经过考察，根据王知白、龙石官、廖学民、钟君劭4人的认识、表现和要求，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刘燮和受形势发展的需要调离石屏。刘燮和离开后，王、龙、廖、钟等4人失去了党的联系。他们和迫切要求入党又一时无法找到党组织的进步青年，为了坚持革命，在建水、石屏两地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加强两地学生的联系，1942年初，由建民中学“传薪学社”成员昌宝宏发起，在建水召开有石屏师范学校的王知白（王梦雄）、龙石官、廖学民、钟君劭和昌宝宏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成立了“建石总支”。推选昌宝宏任“建石总支”书记兼建水支部书记，王之白任副书记兼石屏支部书记，建水支部委员有龙石官、白一平，成立地点是十七孔桥的三楼。“建石总支”的主要活动是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团结教育学生，扩大“建石总支”的影响，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建石总支”是建水、石屏两地的进步青年迫切要求入党，又无法找到党组织的特殊情况下自发组织起来的。表明党在滇南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滇南地下党所开展的宣传教育工作，正在开花结果。1942年7月，刘清奉派到云南工作，为省工委委员，分管滇东南、滇南地区党的工作。是年秋，刘清以草坝邱都小学教员的身份负责滇南党的工作，联系滇南地区一部分党员，清理党的组织关系。地下党员孙仲宇于1943年3月离开个旧《曙光日报》社到建民中学教书。孙到建民中学后，发觉了建石总支的活动，即向省工委反映，并建议在建民中学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省工委即于是年3月，派刘青和吴玉夫到建水视察工作。在听取昌宝宏汇报建石总支的成立及活动情况后，刘清和吴玉夫介绍昌宝宏、谢加林入党，并批准昌宝宏介绍黄源昌、孔永清、李灿入党。刘清、吴玉夫回昆明后，又介绍当时在昆明中华职教社学习和工作的白一平入党。这是在建民中学学生中发展的第二批党员。昌宝宏登入党后，按党的指导，革命活动遍布滇南各县、滇军部队及思普区，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是思普区的领导骨干之一。 1943年3月，刘清和孙仲宇在完成“建石总支”的青年入党问题之后，为了沟通组织与党员个人的联系，便于开展活动，在建民中学成立了两个党小组：一个由孙仲宇负责，组员有刘宝云（刘健）、葛树勋及由磨黑中学转来的党员教师董易（董大成）；另一个由昌宝宏负责，组员有孔永清、黄源昌、李灿。建民中学党小组的建立，是建水自1930年第一个党支部失去功能后13年间，恢复起来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1945年7月，省工委派马识途（马胜之）接替刘清，到滇南负责党的工作。同马识途一起到滇南工作的地下党员还有齐亮（陈世荣）、许师谦、李晓（李曦沐）、张华俊等人。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发展党的组织，逐步建立游击根据地，为开展反蒋武装斗争作准备。8月下旬，马识途以到建民中学任教为掩护，开始了领导滇南党的工作。之后，陆续接上了钟君劭、昌宝宏、周天行、王知白、范嘉乐、谢加林、刘健、郭明、白一平等同志的组织关系。马识途为适应形势发展和武装斗争工作需要，尽快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按照省工委的指示，在滇南改变了单线联系党员的做法，将建水原来实行平行领导的廖必均、昌宝宏、谢加林等几条线合在一起，拉开了横的关系，将3人组成建水县党小组，由廖必均负责，领导全县党的工作，初步统一了建水及滇南地下党组织。 1945年8月，廖必均、张华俊分别介绍建民中学教师夏林（夏崇宽）、田金铭入党。同时，马识途又为1938年在广东梅县入党疏散到建民中学教书的陈家霞、廖新伦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并介绍霍秉文入党。是年10月，廖必均介绍郭用入党。1946年2月，马识途介绍杨发恭（杨石田）入党。从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秋，仅建水就先后发展党员30多人，壮大了党在建水城乡的队伍，为下一步开展农村工作创造了条件。同时，建立“民青”小组，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发展了数十人加入“民青”成员和“新联”成员。8月，马识途调离云南，省工委决定滇南党组织的领导工作由张华俊负责。10月，张华俊在建民中学组织成立党支部，刘健任支部书记，由张华俊直接联系。12月，张华俊介绍建民中学教师刘朝义入党，郭用介绍建民中学学生王玉明入党。1947年３月，成立中共建水县委员会。但建民中学的党组织由张华俊直接联系，暂不与建水县委联系。８月，原在昆明南菁中学任教的地下党员杨东城转移到建民中学任教，任建民中学党支部书记。在建民中学工作的党员有白一平、刘朝义、刘健、刘静英等。随后，夏林又介绍金旭光、苏黎入党，杨东城介绍李崇民入党，建民中学的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1948年１月，杨东城调元江工作。３月，由赵伟任支部书记。７月，赵伟调离，建民中学党支部由白一平负责。1948年昆明“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后，昆明建民中学被查封，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钱渭川、叶涛、吴开寿到建水建民中学工作，由钱渭川任建民中学党支部书记。1949年４月，钱渭川任中共建水县城区委员会书记，由叶涛接任建民中学支部书记。７月，叶涛调任城区委员会书记，由邓子俊接任建民中学支部书记，直至是年10月５日，建民中学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 五、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 建民中学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教学活动和课外活动，不可能不引起反动势力的警觉。建民中学是党在滇南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国民党地方当局想通过各种方式打入和控制这所学校。刘宝煊和地下党员积极发动建民中学师生，坚守和巩固学校阵地，以多种形式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不屈不挠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渗透斗争，已成为刘宝煊和地下党在学校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师范学校建立后，教育厅派一个姓李的军训教官到学校搞军事训练，他是反共的国民党骨干分子，常在师生中散布流言蜚语，反对学校的教育制度。经过师生们抓住机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将这个反动捣乱的军训教官调离。 1942年春，国民党建水县党部书记长王品提出要亲自到建民中学上公民课。学校无奈同意，但把几个班的学生合在一起让他上大课，布置一些学生在课堂上向王提一些敏感的时事、政治问题，经常弄得王瞠目结舌。后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王品只好以生病为名，不再来校上课，学校仍按月给王送去课程表和兼课薪金，王只好提出公务繁忙，由学校另聘公民课教师。 王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通过在建民中学发展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团员来控制学校，了解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他几次找刘宝煊谈来学校发展国民党党员之事，刘宝煊一再拒绝不成，便与方仲伯商量后，提出由县党部分配名额，由学校自己发展。结果学校组织简师二班学生按名额选出6个挂名的“国民党党员”，上报县党部交差了事。 1943年，学校由于没有地理老师，昆明职业教育社介绍一个老师到学校教地理。这个老师来了不久就利用教学的机会开展“三青团”的宣传活动，鼓动学生加入“三青团”，引起师生的极大不满。地下党秘密组织“读书会”的学生，以各班班委会的名义上告到校里，并发动学生起来轰他，弄得他没法教书，只得离开了学校。 通过斗争，使国民党县党部渗透与控制学校的企图未能得逞，学校一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六、统战工作的开展 刘宝煊和建水地下党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南方局及省工委的指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按照“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当局之间的矛盾，逐步争取和团结了一些地方实力派、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建民中学成为党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依托。1944年春起，刘宝煊经常邀约青龙乡副乡长邵连义、个旧厂商吴献庭、云和乡乡长聂绍康、平定乡乡长张汉庭、金碧镇镇长吴耀卿、县参议会议长吴朝英、平安乡副乡长苏家兴等在邵连义家里聚会，就当前抗战形势各抒己见，交换看法。结果，大家都志同道合，有共赴国难的决心。认为必须积极做好准备，动员民众，团结起来，组织和训练青年壮丁，充实武装力量，一旦日军入侵，就上山打游击。他们还初步商量选择了云和乡的云龙山和桂林乡的大凹子两处作为根据地。苏家兴和张汉庭在平安乡已实际作了准备，分批分期的业余训练了壮丁。这些政治力量的凝聚，虽然以共同的抗战志向为前提，但它萌生着统战的芽孢，发育成以后党的统战工作的雏形。 1944年6月，为了加强统战工作，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刘宝煊在党的安排下发起组织了 “齐心会”。参加“齐心会”的有邵连义、吴献庭、张汉庭、吴耀卿、刘福五等以及后来负责中共建水县委统战工作的刘朝义。经协商一致推选刘宝煊为负责人。“齐心会”成员在刘宝煊家厢房楼上进行了宣誓。由方仲伯拟就誓词，誓词的内容有：“誓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及“同心同德、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献身”等。加入“齐心会”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了党的统战工作对象。 1945年3月，正值国民党地方当局改选县参议会，刘宝煊根据党组织的布置，参加建水县参议会议员竞选。在党组织、地方士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刘宝煊被选为建水县参议会议长。刘宝煊的当选，使党的统战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七、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 日军占领越南后，滇南由抗战的大后方，变成抵御日军入侵的最前沿。日军大有从滇南侵入的可能。在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是滇南地下党员组织、发动、领导抗日的迫切需要，是刘宝煊、建水地下党员以及驻建滇军党组织的共同认识和一致行动。 成立“丹心社”。1940年春，建水师范学校特师班毕业，校长刘宝煊在该校特师毕业班毕业生中秘密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丹心社”。成员有昌宝宏、白一平、葛树勋、刘宝云、黄元昌、邵连芳、李桂林、许练文、王立一、龙敏慧等。“丹心社”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经常在刘宝煊家秘密集会，阅读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在日军西占龙陵、南逼河口、对建水县城三次进行狂轰滥炸的形势下，刘宝煊与“丹心社”成员一起商量，一旦日军侵入滇南，就上山开展游击战争。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1940年冬和1941年秋，刘宝煊曾带领部分成员到建水南边山区争取董世发民变武装，开展统战工作，和董世发建立了经常的联系。 开展抗日游击训练活动。驻建滇军二路军指挥部中的共产党员，也积极地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特务营和建民中学都在老里洞办有农场，官兵和师生们在劳动中互相协作，进一步融洽了感情。部队与学校的联合，促进了抗日游击武装斗争准备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学校十分需要进行军事教育，并开展军事技能的训练活动。恰好部队中的中共党员亦需跟建民中学密切合作，通过对学生的军事训练，更好地实施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建民中学和部队中共党员不谋而合，达成默契。经二路军指挥官张冲同意，1941年8月，党员张子斋到建民中学教历史课，宣讲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1941年11月，徐日宗到建民中学兼任教务主任。1942年春，指挥部党员方正、宁坚、张士明到建民中学任教。其中，方正兼学校训导主任并教英语，以讲故事的方式宣传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宁坚兼教军事理论，宣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张士明兼任学校军训教官，负责操场训练。指挥部特务营的周连长每天由白家营带上十多名班排长到学校开展军训活动，除学校原有的十几支老独子枪外，还从指挥部借来二十多支比利时造的七九步枪，给学生进行真枪实弹的操练。射击课从步枪的构造、射击原理、瞄准，到实弹射击；战术课从地形地物的利用、散兵群、散兵行，到组织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为了提高学生的军事素质，学校组织学生和22师邱开基部的官兵一起进行实弹军事演习，除步枪外，还配备有轻重机枪，高射机枪和迫击炮，军队在前面进攻，学生组织的第二梯队紧跟着军队前进，冒着“敌方”的炮火冲锋陷阵，直至占领“敌方”阵地。这一时期，上午坚持上文化课外，下午的时间主要用于军训和政治学习。刘宝煊、方仲伯为了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军事训练，在学生中成立了军事组、宣传组、民运组、救护组。军事组，学习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宣传组，学习研究军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民运组，学习研究战时民运工作的组织和具体任务；救护组，学习研究战伤救护的组织和技术，还送一部分同学到绿瓦寺的临时医院进行实习。当时学校的气氛紧张、热烈，学校门口有学生持枪站岗，同学们随时准备着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军训期间，学校将学生组编成连队，孔永清与黄源昌、夏林等担任连队负责人。孔等刻苦学习，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深得学校师生的好评。 八、学校的拓展与罹难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斗争形势，须扩大教育阵地，加强昆明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也使建民中学学生经受锻炼，1946年初，经省工委同意，在昆明再办一所建民中学，并将原建民中学的高中部迁往昆明。是年年初，正式打出了昆明建民中学的牌子，先办了３个班：高中２个班，初中１个班。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滇南党组织发动各校师生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昆明建民中学等学校的广大师生自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建民中学、临安中学师生捐款200多万元，将捐款和挽联送昆明四烈士治丧委员会。 1946年３月17日，昆明建民中学的学生参加了学联组织的全市３万人为“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出殡的游行，并在金碧路路南会馆门口设置路祭台，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进行控诉，由王秉宽同学主祭，学生自治会主席李仲文读祭文。学生们向烈士庄严宣誓继承烈士遗志，为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国努力奋斗。这是昆明建民中学第一次参加学联组织的重大活动，队列整齐，气氛严肃，受到学联的鼓励和赞扬。 1946年夏，昆明北郊蓝龙潭的国民党中央无线电器材厂迁回南京。刘宝煊、方仲伯得到消息后，通过缪云台的关系，借得厂房作校舍。方仲伯率领昆明建民中学的学生，利用暑假清理垃圾，把杂草丛生，零乱不堪的厂房改造为教室、宿舍、办公室，校舍和设备安排得井井有条。 1947年下半年，为支援元江、思普地区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党在建民中学建立了地下交通站，由白一平负责，主要任务是转送滇南党组织给省工委的请示报告，转达省工委的指示，并负责与开远、蒙自、个旧、石屏、迤萨等地党组织联系。 1946年8月，在刘宝煊的组织领导下，昆明建民中学成功地搬迁了新校舍。建水建民中学高中部按计划搬上昆明，扩大招生，高中６个班，初中３个班，在校学生人数400多人，刘宝煊任校长，方仲伯任校务主任。学校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喜人景象。为争取昆明财界对学校的支持，校董会改由缪云台任董事长，校董会的成员有马亦眉、邵连义、黄美之、李振泽、梁鼎亨、张茂庭、罗尚质、普家仁、吴耀卿、伍石生、沈绍庄、郭思楷、李右寰、金龙章、云南纺纱厂副厂长朱健飞等人。他们包括了建水大部分、个旧和昆明一部分社会上层中有实力有影响的人士。昆明建民中学成为党在昆明中等学校中直接领导和掌握的一所重点学校，除陈家震、廖新伦、霍秉文等由建水转至昆明的党员外，中共云南省工委又派张子斋、杨纪庄等一批党员到校任教。在省工委和昆明市委领导下，学校党组织和“民青”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昆明学生运动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李闻惨案”后，国民党加大镇压民主运动力度。刘宝煊、方仲伯被列入警备司令部准备逮捕的黑名单。曾经担任过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刘达夫得悉后，即暗中通知刘宝煊、方仲伯，要他们迅速离开昆明。1946年10月，刘宝煊、方仲伯带着义愤和眷恋被迫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办的建民中学，离开了亲密无间的战友，到澄江暂避。 刘宝煊被国民党通缉后，建民中学的处境非常困难。国民党专员朱仲翔与建水县县长朱光明经常讨论建民中学有赤色分子，学校已被赤化。国民党中央军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派军统特务经常到学校周围窥探，说学校有秘密电台，开列了教师的黑名单。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妄图铲除建民中学这块地下党活动的阵地。之后，刘宝煊安排刘健负责教学，校董会与上层人士的工作及筹措经费由刘朝义负责。刘宝煊安排解德容任昆明建民中学校长，解德文任教务主任，张纪域任事务主任。解德容是西南联大学生，解的家是澄江的名门望族，解出任校长对学校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建民中学通过统战对象的努力，社会舆论逐渐朝有利于学校的方向发展。校董们满意，社会影响好转，学校免于动荡，转危为安。党在建民中学的阵地得以保护和巩固。 由于在1945年冬到1947年间省工委所发动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建民中学都是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惹怒了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昆明建民中学是共产党的大本营”。王政借口教育部规定私立中学不得设立分校，迫令昆明建民中学迁回建水，从各方面对学校施加压力。个别校董被迫辞去职务。此时的建民中学，在政治上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在经济上也因个旧锡矿生产陷于崩溃而遭到严重困难。建民中学处在危难之中。当时留在建民中学的党组织，面对险恶的环境，没有动摇和退却，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领导全校师生开展了“护校运动”，与国民党准备解散学校、瓦解进步势力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在社会人士的支持下，护校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1947年7月，在刘宝煊的努力下，在同济大学任助教的建水籍人士韩进之（韩子旺）毅然决定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辞去同济大学助教职务，回昆明主持建民中学的工作。韩为稳定办学、保护地下党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学校党组织以学生自治会为核心，通过党员和“民青”成员在学生中建立各种组织，如火花社、海社、求是读书会等，把全校同学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使学校充满活跃的学习气氛和强烈的民主精神。 1948年6月，昆明建民中学党组织，按照省工委的指示，领导全校学生投入“反美扶日”运动。６月16日，全校400多学生离开蓝龙潭进驻云南大学。之后与昆明３万大中学生一道举行集会游行，同国民党军警作斗争。“反美扶日”运动结束后，反动派强行解散云大附中、建民中学、中山中学和金江中学这四所在昆明学生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学校。1947年７月17日，昆明县县长方国定率军警闯入蓝龙潭校舍，宣布解散建民中学的命令，并要求立即执行。第二天又把学校的大门和部分教室、宿舍贴上封条，并随时巡逻看守。形势日渐紧迫，学校不可能继续开办，校长韩进之、教务主任林毓杉等人商量后，决定动员师生尽量转移到建水建民中学，愿意转学到其他学校的也发给转学证书。 昆明建民中学被查封之后，许多师生回到建水，建水建民中学更加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经常派出特务对教师盯梢，监视学校的活动。1949年9月9日，国民党军警在昆明大肆逮捕爱国民主人士，查封进步报馆，进行“九九整肃”。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下令解散建水建民中学。1949年10月5日（农历八月十四日），建水地方当局出动军警包围、封锁了建民中学，宣读了解散建民中学的命令，将建民中学查封。至此，建民中学走完了办学11年的坎坷而辉煌的历程。 建民中学办学11年间，先后招收33个教学班，其中属于师范性质的3个班，属于普通中学的30个班，在校学生人数1567人。建民中学的党员教师，不仅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老师和同学之间有深厚的情感。许多党员教师，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师长，也是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抗日战争时期，滇南党组织以建民中学为基地开展工作，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提高政治觉悟，密切联系社会，锻炼实践能力，培养了上千名进步学生。建民中学在国民党统治区办学11年，先后有48名中共地下党员到建民中学工作，师生中先后发展党员105人，民青成员167人，有30余名师生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建民中学的办学，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被迫结束了，但建民精神却扩散到全省各地，革命的火种到处点燃起来，一大批师生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开展城市工人运动和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另一批师生则分散到全省的许多学校，成为学运骨干；从昆明回到建水建民中学的师生，加强了母校的革命和教学力量。这些师生都为加速反动派的覆灭和迎接解放做出了贡献。 1983年9月，建水建民中学在原址上恢复重办，命名为建水县第十三中学。1987年5月恢复原名“建民中学”。1988年兴建建民中学创办人刘宝煊塑像。 来源：古城建水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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