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野猪，新华村的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能讲出一段故事。
张丽蓉的二媳妇李丽曾在上山砍柴的途中，与一位“不速之客”正面相遇。她努力在脑海中搜索形容词：“诡异，恐怖。大脑一片空白，手脚冰凉。”相距不到10米，她记得那是头大野猪，长有一米五，估计重达三百多斤。
这种早在八千多年前就被人类祖先圈养的动物正频繁闯入人类世界。新华村坐落在四川北部广元市青川县的青竹江峡谷里，两岸的大山从秦岭一路绵延而来。冬季，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梯田已经种上了油菜籽，田地上孤独的稻草人，还保存着几个月前那场“大战”的痕迹。
收效甚微的土办法
对付野猪，全国各地都采取了类似的土办法，可效果却越来越差。
2021年12月5日，74岁的张丽蓉带着孙女和记者去找野猪窝。这个季节，野猪已经返回密林深处。记者听到树丛里“沙、沙”的响声，似乎有什么大动物穿过。张丽蓉不以为奇，“经常是你没看到野猪，野猪却看见了你”。
夜晚，野猪的行踪更加诡秘。张丽蓉和野猪的交锋通常在夏季。7-9月是玉米成熟时节，她却丝毫体会不到丰收的喜悦，她必须在玉米地边搭上一个木棚，外面覆盖一层塑料布，里面摆上一张沙发。接下来，她将在这张沙发上度过数十个难眠的夜晚，战战兢兢地提防着“不速之客”。
杂食动物野猪酷爱玉米。7月，玉米刚长到齐腰高，野猪就来啃玉米秆。9月，幸存下来的玉米成熟了，野猪来啃玉米棒子。它们通常成群结队，少则三五头，多则十几头，有时候兴风作浪一晚上，一亩玉米地就可能减产一半。野猪记忆力不错，能准确记得上一次在哪片农田得手，常常几个晚上折腾同一片地。
搭棚子守夜，听野猪动静是最常见的土办法。在陕西、四川的秦巴山地农村，当地人管野兽叫“号佬”，蹲守野兽的棚子叫“号棚”。
野猪来了，号棚里的人敲锣打鼓、大吼大叫，甚至还形成了社交，远近其他号棚一起助威。陕西省宁陕县政府官网的一篇文章描绘：会唱的，放声吼几嗓子。陕南花鼓，关中道情，山歌孝歌，什么涌到嘴边就唱什么。东边锣，西边鼓，奏成一曲响彻山野的“交响乐”。
面对只能赶、不能杀的野猪，张丽蓉的孙女在政府网站写过投诉信。周而复始地在号棚里抵御野猪，成为张丽蓉人生中一个无穷无尽的任务。
专业队上场
处于食物链中端，野猪繁殖能力极强，大熊猫和羚牛每胎产一仔，而野猪一胎最多能产到九仔。退耕还林、天然林防护工程的实施，促进了野猪的种群扩大，可野猪的天敌——豺狼虎豹等没有野猪种群恢复得那么快。
野猪越来越多不仅是农民的感性认识，也符合官方判断。根据甘肃省陇南市野保站的论文数据，2016-2020年，陇南野猪致死12人。
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地所研究员金崑称，野猪与人类生产生活区域重合产生了较多冲突，破坏作物、庄稼现象多有发生，已威胁到当地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人民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不过，致害情况主要还是局部区域发生。
偶然闯进城市里的野猪是治安问题，由公安部门解决；但应对野猪骚扰农民，则属于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林草部门的职责。
野保法规定，猎捕野生动物，需根据保护级别，从不同级别的政府申请特许猎捕证，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
野猪种群的调查，则通过红外相机、搜集毛发、DNA、粪便等综合评估。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研究员冉景丞介绍，2020年贵州全省进行了一次野猪种群调查。邀请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的专家共同组成几十人的团队，采用了样方法、生境评估法、采样法，三者相互印证。国家林草局回复记者，通过组织资源调查，确定了致害比较严重的一些局部区域。
在致害严重区，猎捕是重头戏。据国家林草局数据，截至10月31日，全国专业猎捕队伍共计猎捕野猪1982头。
作为四川省内目前唯一一家拥有持枪证的专业猎捕队，江油市万宝捕猎救助中心负责人成涛近几个月来带着队员和猎狗四处“救火”。“我们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很多是以前的老猎人。”成涛说。
北京青野生态负责人刁鲲鹏曾与这类专业猎捕队打过交道，知道猎狗对野猪猎捕非常重要。捕猎时，如果猎犬足够凶悍，可以直接包围并咬死野猪；或是将其驱赶，猎手用枪完成致命一击。野猪体大皮厚，性情凶猛，往往需要连开数枪才能击毙。
试点工作开始后，四川青川县、北川县、广东始兴县等试点县纷纷筹备成立自己的专业猎捕队。作为专家组成员，邱英杰给几个试点省的猎捕人员做过培训。他介绍，过去猎捕方式五花八门，现在野保法已禁止使用陷阱、投毒、烟熏等方式，合法使用的目前只有枪猎、围栏捕、笼捕等三种。其中，枪猎比较安全、高效，围栏捕和笼捕要等野猪自投罗网，成本较高，时间较长。除了目前使用的猎捕方法外，各试点省也在探索使用其他既合法又管用的方法。
枪捕还可能有持久效果。安徽休宁县也成立了四十多人组成的专业猎捕队，该县林业局林政部人士告诉记者，“比如在一片山上打到了野猪，有血迹和火药味，那么（其他）野猪就不会到这一片山了。”
“不能食用野猪肉是原则”
猎捕野猪需要猎捕队付出往返成本、人工和可能“牺牲”猎犬等代价，并不是无偿地进行猎捕。因此，试点省的政府如何给猎捕队补贴，也是此次试点的探索内容之一。如有的地区按猎获物数量，有的则按重量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给猎捕队。
据华西都市报，通江县被猎获的8头野猪最终以2000元/头的补贴支付给了猎捕队，但猎捕队行动中痛失一条价值3万元的猎犬，加上往返费用，注定是赔了；提高补贴也难，按2000元/头的标准，通江县猎杀750头野猪的目标就需要150万元，而该县2020年刚刚脱贫。
有野猪的地方大都是山区，基本都不富裕，补贴的难题也是近年才出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禁野令”，规定不可食用陆生野生动物，野猪自然在列。
曾经，一头被捕杀的野猪可卖数千元，并不需要多少甚至不用财政补贴。在青川县，许多人与记者交谈时都会狡黠一笑，“我过去吃过野猪肉”。
“禁野令”后，邱英杰在培训猎捕人员时，除了强调人身安全外，强调最多的就是坚决不能让猎获的野猪流入市场，“谁让肉流入市场，谁吃了，都得负法律责任”。
“不能食用野猪肉是原则”，国家林草局野猪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兼种群调控委员会主任王洪杰表示，中央在给各地进行转移支付时，已经包含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经费，“就看地方怎么花这笔钱了”。
目前，各地猎获的野猪大多采取无害化处理，也即焚烧后掩埋。检疫合格后的猎获物，可用作人工繁育种源、动物饲料等非食用用途。野猪和家猪仍可交配，可与家猪杂交产生肉质更好的猪种；野猪肉还可供应给动物园里的猛兽。
野猪防控专家组和各个试点地也在苦思猎获野猪的去处。邱英杰称，福建沙县一家农机厂研发出了一套设备，可以将野猪无害化处理后生成肥料。有媒体报道，湖北十堰一位养殖户在山上捡拾小野猪驯化后，促成家猪野猪谈恋爱，“混血”猪肉供不应求。不过，这些方式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尚待探索。